王雨辰：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摘 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研究是在回应西方绿色思潮将马克思哲学归结为与生态思维不相适应的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不承认自然的限制和人类中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展开的。他们或者直接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观与自然观辩证统一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或者一方面承认马克思哲学具有潜在的生态学视域，但是需要通过重构或修正，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视域，其共同点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解决生态问题上比西方绿色思潮更有优势。在此基础上，他们通过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向度，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生态批判、技术批判和文化价值批判，强调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生态理性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关系是继承和深化的关系，从而使二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既具有共性，又具有个性。分析这种个性和个性形成的根源对于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西方绿色思潮

哲学观是对“哲学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它决定了对哲学所有其他问题的回答。与之相对应，“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它决定了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理论本性、理论功能、理论体系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回答。对于这一问题，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回答是各不相同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分析当代生态问题和解决当代西方人实现自由和解放的理论工具，形成了他们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系统揭示和研究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理论特质和价值，对于我们深化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分析和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科学理论工具

生态中心论者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等部分西方绿色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秉承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不承认自然的限制问题，因而与生态思维是对立的，不能作为分析和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理论工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上述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能够作为分析和解决当代生态问题的理论工具，而且比西方绿色思潮解决生态问题更具优势。

第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与生态思维不矛盾，而且是分析和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科学理论工具。西方绿色思潮把人类与自然对立起来，只不过他们基于对自然利益的强调，把自然的利益凌驾于人类的利益之上，把人类文明与自然对立起来，把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寄托于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否定经济发展与技术运用，树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要求通过使人类停留于屈从自然的状态来解决生态危机。对于他们的上述观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与马克思始终强调历史观与自然观的辩证统一不同，西方绿色思潮割裂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必然会忽视社会思想与自然、物理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与“同时属于唯物主义也属于辩证法的生态思维方式难以协调一致，……马克思对人类与自然的异化所进行的深刻批判，从而超越了许多绿色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唯灵论和二元论”。也正因为如此，西方绿色生态思潮不是去分析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过程，而是纠缠于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抽象生态价值观的争论，既没有准确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含义，更无法找到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秉承的是一种辩证决定论。福斯特用“生态唯物主义”来称呼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指出这种生态唯物主义是建立在马克思超越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和对近代自然科学反思的基础上。在福斯特看来，唯物主义具有以强调决定论的德谟克利特传统和在强调决定论的基础上，又肯定人的自由的伊壁鸠鲁传统，马克思继承的是伊壁鸠鲁传统，这使得马克思既坚持了唯物主义，避免了神学目的论，又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同时通过对以李比希的农业化学、达尔文进化论等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反思，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强调人类史和自然史的区别，另一方面又通过提出“物质变换”概念揭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形成了以人类实践为基础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现象产生的必然性，提出了只有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与工艺，合理协调人与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才能真正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生态思维方式。佩珀则明确指出割裂人类与自然有机关系的不是马克思，而是西方绿色思潮。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不仅反对笛卡尔主义的机械决定论，坚持人类与自然在劳动基础上的辩证统一关系，是一种有机论和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不仅如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始终反对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问题上的机械决定论观点，认为二者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强调正是二者的辩证运动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   

第二，受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一书中关于人口增长呈几何级数增长和物质生活资料算术级数增长的矛盾，必然导致贫困的结局，进而提出“自然的限制”问题的观点的影响，西方绿色思潮强调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自然的限制”的思想，并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秉承技术乐观主义思想，否定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自然的限制”问题，因而与生态思维是相矛盾的。

福斯特反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关注和重视自然的限制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其一，马克思批评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和物质生活资料按算数级数增长的观点存在着“逻辑性和历史性错误”，因为马尔萨斯所声称的“人口在不受外部条件（诸如婴儿的高死亡率、疾病、饥饿等自然因素）限制的情况下将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观点，拒绝承认人口再生产中的历史和社会特征”；其二，马克思以李比希农业化学为基础，反复强调土壤肥力等自然条件不仅制约地租的多少，而且直接影响农业可持续发展和能否实现城乡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展开；其三，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的，并对自然极限和生态可持续性问题给与了高度关注。佩珀则强调不能像西方绿色思潮那样把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理解为不受限制的随心所欲，因为马克思所说的人类解放是以承认自然的界限为基础和前提的，它不仅依赖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而且也受制于外在的历史环境；休斯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批评马尔萨斯从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脱离社会历史，抽象地论述自然的限制错误，另一方面又强调自然的极限是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然的极限还是相对遥远的事情，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肯定外部自然制约人类的实践活动上谈论人类实践度自然的利用和改造，西方绿色思潮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否定自然的限制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三，对于西方绿色思潮，特别是“深绿”生态思潮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支配自然的观念与生态思维是相对立的理论观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强调不能脱离人类的利益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立场谈论生态危机，另一方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支配自然”观念的内涵，并强调“支配自然”的观念并不一定与生态相矛盾。

伦德曼指出，“生态危机”在生态中心论者那里无非是指自然生态系统处于一种异常状态，解决生态危机就是使自然生态系统回归到正常状态。但问题在于，离开人类的利益既无法谈论生态危机，更无法谈论生态平衡，同时，任何理论建构都是人类历史文化的产物，都不可能脱离人类的历史和经验而展开，都具有社会历史性特点，那种试图脱离人的因素来建构生态理论和谈论生态问题的做法必然导致神秘主义的结论。因此，生态问题的实质是指人类不恰当地对待自然的方式引发的特定后果，这种后果是“以一种对人类福祉有危害的方式反作用于社会”。佩珀也强调生态中心主义必然会导致生物道德和自然的神秘化的结果，因此必须“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尽管它重视人类精神及其部分地由与自然其他方面的非物质相互作用产生满足的需要”。生态中心论者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对自然和生态平衡的界定总是和人的需要、愉悦和愿望相关的人类的界定，并强调当人类利益与生态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总是。佩珀是在批评生态中心主义的基础上，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辩护，强调总是会使人类的需要优于非人类需要。

对于“支配自然”的观念是否必然会造成生态危机这一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认为只有在这一观念与资本相结合，并在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的指导下才具有必然性。但是如果把“支配自然”观念理解为以价值理性为指导，服从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规律，使“支配自然”真正与实现人类的利益相一致，就不会导致生态危机。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所秉承的“支配自然”的思想具有超越了那种“不是人类支配自然，就是自然支配人类”的二元对立的立场，而是在确保所有人类能力的释放的同时，又能带来有益的后果为目标的独特内涵。也就是说，马克思实际上把“支配自然”一方面看作是以尊重自然规律为基础和前提，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类只有把握认识和把握了自然的必然性，才有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是消除了资本的逻辑以及由之而产生的人的异化及虚假消费问题的真正的人类社会，这使得人类不再为了狭隘的经济利益而肆意掠夺自然资源或破坏生态环境，人类会出于人类的长远利益考虑，在全面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基础上，理性地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从而将其维持在人与自然的和谐稳定的界限之内，其支配自然的观念以包含深切的生态关怀为前提的。

基于以上认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能够作为分析和解决生态问题的理论工具，而且其强调历史观和自然观有机统一的理论特质，比割裂历史观和自然观有机联系的西方绿色思潮在解决生态问题上更具优势，由此他们系统阐发了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与生态学重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在他们建构生态批判理论过程中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的，他们主要是从两个维度建构其生态批判理论的。具体说：一个维度以福斯特、佩珀、休斯、奥康纳和本顿等人为代表，他们比较重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的阐释或重构，在此基础上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并展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生态批判理论的；另一个维度以莱斯、本·阿格尔、高兹等人为代表则是通过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技术理性批判和消费主义价值观批判。他们共同构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完整内容。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的特质与西方绿色思潮的理论弱点决定了在解决生态问题上它比西方绿色思潮更具有优势。从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的特质看，马克思继承了伊壁鸠鲁既承认必然性，又肯定人的自由的唯物主义传统，并总结了近代自然科学成就，避免了神学目的论，坚持了与生态思维相一致的唯物主义，并创立了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从西方绿色思潮的理论弱点看，西方绿色思潮割裂了自然与历史的关系，立足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的争论，把生态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价值问题，而不去探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而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必然造成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裂缝”和生态危机，提出了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能够合理协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与能量交换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克服生态危机。这意味着只有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才能真正找到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佩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一种受到马克思激发但由许多其他学者发展起来的西方知识传统。它试图分析社会如何‘运作’以及如何改变”。其特点是主张人类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从物质生活出发分析历史进步的根源，认为任何社会都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构成的，并强调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佩珀由此批评了西方绿色思潮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因为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变革和人类社会发展问题上并不在于要“如何精确地预测这将何时发生，而在于提醒我们不要忽视社会的物质组织变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虽然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并不认为二者是一一对应的严格的因果决定关系，而是既强调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同时又肯定上层建筑因素的反作用。基于以上看法，佩珀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内涵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具体说：第一，马克思始终坚持社会物质生活是历史的逻辑起点和社会生产方式对于社会变革的决定作用，这就意味着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及其解决途径应当立足于社会生产方式探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发展演变；第二，由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这就决定了不能像西方绿色思潮那样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的贪婪个性和对自然的看法，而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应当为生态危机负责；第三，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西方“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各执一端的二元论观点，坚持人类与自然是以劳动实践为基础的有机一元论；第四，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坚持自然的工具价值论，但反对像“浅绿”生态思潮那样仅仅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是一种支配和被支配的工具性关系，强调自然还具有道德和审美价值，并且把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解放既物质上的自由和解放，也包括精神的自由和解放，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了以人类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生态自然观和生态道德观。

休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反对机械论、还原论的方法，坚持整体性、有机论和相互联系的方法，从而与生态学具有完全一致性，在此基础上，他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完全符合生态学的生态依赖原则、生态影响原则和生态包含原则的“生态三原则”，从而包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所谓“生态三原则”主要是在肯定人类属于自然一部分的基础上，认为人类和发展受制于自然，人类行为又能对自然产生重要的影响自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反复强调，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必须依赖外部自然界；同时他们又批评旧唯物主义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人的实践活动对于外部世界的能动改造。休斯由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具有肯定自然界限制和制约着人类的意识和行为、人类实践改变了自然界和人类既依赖于外部世界，同时又改变外部现实等三个突出的特点，凸显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具有完全的一致性。针对西方绿色思潮将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与生态学对立的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和生产主义的观点，休斯首先反对西方绿色思潮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概念的内涵归结为“技术”，进而把历史唯物主义归结为技术决定论的做法，因为马克思认为技术本身包括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而且强调技术也只是生产力的一部分，因为生产力还包括“劳动者的体能、原料和自然给与的生产资料”；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重视发展生产力的原因，并明确指出强调发展生产力并不必然与坚持自然的限制相矛盾。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其根本原因不仅在于马克思把社会形态的演进和更替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上，而且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既能使人们可以付出更少的时间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也能体现出人类被资本主义制度所束缚的创造潜力。休斯进一步把生产力发展的社会效应划分为包括“促动效应”和“破坏效应”在内的“革命性效应”来说明社会变革更替的问题。所谓生产力发展的“革命性效应”就是指生产力的发展为实现社会变革提供了前提和条件；所谓生产力发展的“破坏效应”是

生产力发展与现存生产关系发生矛盾并破坏现存的生产关系，它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具有核心地位；所谓生产力发展的“促动效应”就是指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使得新的生产关系能够切实可行。基于以上认识，休斯在批判地反思以往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生产力被生产关系所束缚的“发展桎梏”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应用桎梏”的概念，其核心是指社会制度对于新的生产力发展和运用目的的限制，并由此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不仅使生产力片面发展，而且被运用于服务错误的目的，即只关心利润而忽视人类的福利和生态，马克思由此强调变革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重视生产力发展，不仅是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提供基础和前提，而且也强调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发展能够实现人类的福利，并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生产力发展对于生态的破坏。

与福斯特、佩珀和休斯直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内涵不同，奥康纳、本顿等人虽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生态不相矛盾，但却缺乏明确的生态视域，只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修正或重构，才能真正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态视域。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用来“研究历史变迁中的延续性以及历史延续性中的变化与转型的一种方法”。他一方面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和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和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潜在的生态学视域；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上面”。并强调只有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向内和向外拓展才能避免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才能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学的有机关系，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学视域。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向外拓展，就是“将自己的内涵向外拓展到物质自然界之中去。因为，不管是‘第一’自然还是‘第二’自然的历史，都将对人类历史产生影响，反之亦然，这取决于具体的时代和环境的因素”；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向内拓展，就是要看到文化和社会因素对人类和自然的历史必然会产生影响。奥康纳由此主张把文化和自然维度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才能真正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潜在的生态学视域。基于以上认识，奥康纳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人类生产劳动的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的研究。具体而言：其一，奥康纳认为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解释为技术决定论的失误主要原因在于把文化仅仅看作是上层建筑的内在组成部分，没有认识到文化也是和社会经济基础交织在一起的，从而仅仅从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和技术水平等维度来规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事实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由包括技术因素、文化规范、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受技术关系的影响，同时也受文化规范、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等的影响，只有把握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化维度，才能既避免技术决定论的错误，又能够理解在相同的技术条件下，为什么会形成不同生产力以及人们之间的不同协作模式；其二，由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于生态时代之前，他虽然认识到了自然生态系统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影响，但却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事实上，自然生态系统不仅会以其内在规律和属性影响着人类的生产过程和生产力系统，而且还必然会直接影响社会形态、阶级结构和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这就决定了人们不能将人和自然的关系简单地建立在技术关系的基础上，而必须将二者建立在生态联系的基础上；其三，从社会劳动的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看，一方面社会劳动总是在一定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基础上的物质性活动，它与文化规范和文化实践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和相互决定的关系；另一方面，任何社会劳动都是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基础并受自然系统内在规律的制约的，同时社会劳动不断创造出“第二自然”或自然界的新形式和新关系。

与奥康纳一样，本顿一方面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浩瀚文献中，有许多思想与生态学视角。但是，我在这里有意关注的是经济学理论中的某些特征，它们需要加以批判性的转变才能满足这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强调在他们的经济学中，却没有从理论上充分阐明人类的经济活动必然受自然条件的限制问题，这突出体现在他们对“劳动过程”概念的理解上。在本顿看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过程”概念主要强调的是人类根据自身的主观目的对自然的改造，其缺陷在于：一是“低估或无视这些劳动过程服从于自然给定的和（或）相对不可控的条件和限制的各个方面”；二是在于没有把劳动过程中的“生产改造型”和“生态调节型”劳动区分开来，其根本上缺陷在于夸大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承认自然的极限，秉承的是强调技术和生产力不断扩张的工业主义意识形态，因此只要把“生态调节型”劳动引入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过程”概念中，树立三种与生态相适应的观念和认识，并使之与马克思、恩格斯已有的绿色思想有机结合，就能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绿色化。

在本顿看来，所谓“生产改造型”劳动过程则是改变劳动对象使之符合人的需要；所谓“生态调节型”劳动过程是指不改变劳动对象，仅仅维持其生产的条件，这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存在。“生态调节型”劳动不是要改变劳动对象，而是顺应劳动对象生长和发展的条件，通过维护、调节和再生产有机生产和发展的条件并使这些条件不断优化，这就意味着“生态调节型”劳动更加依赖和受制于自然给定的条件，从而凸显了劳动过程受自然限制这一生态维度。除了引入“生态调节型”劳动之外，本顿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还应树立三种与生态相适应的观念和认识。具体说：第一，把根据人类的目的改造自然的“超越自然限制技术”和适应生态限制的“适应自然条件技术”二者区分开来，为人类既遵循自然的限制，又超越自然的限制获得自由和解放提供基础和前提；第二，要变革过去我们仅仅把人类发展理解为生产力的量的线性扩张，重新认识和肯定人类社会发展方式的多样性，进而在遵循自然的限制的基础上，把不同的技术与社会形式相结合，提供可能的替代性方案；第三，要对于劳动过程中相对的或绝对的不可控的条件与要素获得清晰的理论认识，从而使我们能够清晰地揭示那些帮助超越自然限制的技术，与那些针对不可超越条件的适应性技术的区别。可以看出，本顿一方面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存在着大量的生态思想，另一方面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只论述了“生产改造型”的劳动过程概念，缺乏“生态调节型”劳动过程的论述，必然会导致对外部自然条件后果的忽视，进而与生态相矛盾，并强调只有用“生态调节型劳动”补充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概念，在“技术”与“自然的极限”之间达到平衡的关系，通过大力发展适应性技术，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来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走向绿色化。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的运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和生态学重建后，注重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对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和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展开了系统的批判，并最终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

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看，奥康纳是立足于“生产条件”的概念，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运行与生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他把“生产条件”划分为以劳动力为主要内容的个人条件、以交通设施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条件和以外部自然界为主要内容的自然条件三种类型。认为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自然资源的匮乏不是主要问题，因此马克思主要考察了前两种条件，对自然条件的考察不是其理论重点。但是，在当前自然资源匮乏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主要问题的前提下，对自然条件的考察就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问题。基于以上认识，奥康纳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存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重矛盾”，同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与自然条件的矛盾，他称之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重矛盾会导致因需求不足而形成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会导致自然条件的破坏和生态危机使得生产难以持续下去。奥康纳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强调资本还必须通过与发展中国国家以联合发展的方式，造成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发展趋势。

福斯特则是立足于“物质变换裂缝”概念，揭示资本的本性和资本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和生态危机，进而提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性上是反生态的命题。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仅决定了资本信奉追求与生态治理需要长期规划相矛盾的短期利润回报，而且也决定了资本的逻辑必然要不断追求向外扩张，并使资本主义生产呈现出日益集中的发展趋势，最终与有限的生态系统之间产生矛盾，造成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裂缝和生态危机。高兹则主要从“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的区分出发，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高兹把“经济理性”规定为生产应当建立在“计算和核算”为基础的工具理性，其特点是信奉“越多越好”的价值观，认为它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是同一历史过程。因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通过交换实现对利润的追求，而是为了满足生活的基本需要，因此信奉的是“够了就行”的价值观。高兹把“生态理性”规定为遵循生态原则，通过耗费较少的自然资源，提高产品的使用价值和耐用性，是一种追求人类与生态和谐共同发展的价值理性。之所以说资本主义制度是反生态的，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目的是生产交换价值，其运行逻辑遵循的是经济理性，而不是价值理性，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基于对利润的无止境追求，必然会在经济理性的支配下不顾生态系统的限制不断向外扩张，从而造成生态危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生态批判，而且从哲学世界观和制度两个维度对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展开了系统的批判。从哲学世界观维度的维度看，他们主要通过对“控制自然”观念演变的考察，认为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下的运用，必然会异化为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莱斯认为“控制自然”的观念根植于基督教文化传统关于“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人类之所以有派生的统治权在于人类具有其他存在无所不具备的理性。在文艺复兴之前，人类很早就认识到了技术改变现实的力量，但当时人类认为自然存在着某种灵魂或精神属性，因而在利用技术改造自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同时，人们又向自然敬献牛羊取悦于自然的灵魂，以求得与自然的和解。因此，文艺复兴之前的人类迷恋自然的奥秘和保持对自然的敬畏。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启蒙运动高扬人的理性的力量，特别是培根通过区分了科学和宗教的不同职能，最终将“控制自然”的观念改造成只有发现了自然的规律，形成科学知识，就能支配和控制自然。而他所说的科学知识并不是对世界本质的把握，而是把“有用性”作为是否是知识的标准，并最终造成了两种结果。一是使得人们在文艺复兴之前对自然奥秘的迷恋，转向了对自然“有用性”的迷恋；二是培根把“有用性”作为判断知识的标准，使得人们排斥关于世界意义和价值的形而上学，造成了科学与价值关系的断裂，人们逐渐丧失了对自然的敬畏，并热衷于通过发现控制自然的工具和科学技术，来满足人类的欲望；从制度维度的批判看，莱斯强调“控制自然”的观念在启蒙运动后被纳入现代性价值体系，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并形成了把科学技术进步等同于社会进步的社会进步观。由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以资本为基础的特殊利益集团，科学技术由此异化为资本控制自然和控制人的工具，造成了人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福斯特、高兹等人进一步深化了莱斯的上述思想。福斯特基于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本性的指认，认为技术进步和运用只能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不仅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而且只会使资本对自然的剥削更加升级而已。高兹则通过把技术分为社会主义技术和资本主义技术，强调建立在资本逻辑上的资本主义技术不仅通过对自然和劳动者的剥削和控制，而且越来越走向独裁政治“技术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并产生严重的生态后果。“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密集型技术，如核技术所典型反映出的，要比劳动密集型技术具有更大的生态危害性，这种技术类型现在已成为一种普遍原则，因为它们使大资本对劳动拥有更为直接的控制力”。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功能，从生态批判的视角继承和深化了法兰克福学派从政治意识形态视角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他们的批判主要是从资本维系政治统治和资本追求利润这两个维度展开。从维系其政治统治的维度看，当代西方社会维系其政治统治的方式越来越从依靠政治暴力的方式走向文化意识形态控制的方式转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生态批判的视角继承和深化了法兰克福学派从政治意识形态视角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批判，指出当代西方社会维系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方式就是通过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新的商品，来控制人们的内心世界，使人们到消费活动中去体验自由和幸福；从资本追求利润的维度看，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它会不断扩张其生产体系和扩大其生产规模，根据生产和消费的辩证法，资本必然会在全社会鼓吹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和价值观，以支撑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不断扩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此认为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盛行，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其结果必然造成人自身生存的异化、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从人自身生存的异化的维度看，他们依据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劳动这一论断出发，认为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特点是“鼓励一切个人把消费活动置于他们日常活动的最核心地位，并同时增强对每种已经达到了的消费水平的不满足的感觉”。 而人们所追求的消费又是建立在由资本制造和控制的“虚假需求”的基础上，这就决定了这种消费不仅在本质上是一种异化消费，而且颠倒了消费、需要、满足和幸福的关系，不仅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和幸福，而且是对人的本质的背离，其结果是人自身生存的异化；从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的维度看，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本质是把人与世界的关系归结为占有与被占有、利用与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其结果不仅造成了人与人关系的异化，而且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必然进一步强化生态危机。

通过以上分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和谐发展。

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理论特质与价值

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问题的研究是自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点。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新流派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既具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共性，又具有自身的理论特质。分析和把握这种理论共性和理论特质的内容和形成的原因，对于我们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价值。

首先，我们论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理论共性。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解释是立足于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探索适合西方人自由和解放的道路这一目的展开的，并形成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解释模式，其共同点是主张在与近代西方哲学的断裂点上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实质与意义。由此，他们都反对第二国际和苏俄马克思主义哲学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把马克思哲学解释为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以探寻世界的普遍规律和本质为己任的知识论形态的哲学，认为这种解释既没有正确理解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实质，也必然使马克思哲学实证化，从而钝化马克思哲学的批判价值向度，无法有效地培育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西方人的独立人格，对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物化意识的侵袭，导致了无产阶级和西方个人的主观意识的危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实质是使得马克思哲学不再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把人类社会历史和进入人类社会历史的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不再脱离人和人的实践抽象地探讨自然界的规律，而是探讨以实践为中介的人与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与此相适应，马克思哲学的功能和使命不应当是探寻世界的普遍规律和本质，而是通过发挥其批判价值向度，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基于以上认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流派和科学主义流派，都批评第二国际和苏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决定论、技术还原论的理解，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价值性的关系作为理论探讨的主题，并分别形成了实践唯物主义、实践人道主义和“多元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他们这样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的目的或者是为了寻求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之道，或者是为了寻求使西方个人从被社会总体日益吞没中解放之道。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上述理解和理论探索的目的，他们都非常重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提出了“物化意识理论”、“文化霸权理论”、“总体性理论”、“文化工业与大众文化理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理论等全新的理论论域，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而且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真实联系，并形成了西方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理论共性主要体现在：首先，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反对那种对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决定论、机械决定论解释，认为这种解释必然会遮蔽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奥康纳是通过引入文化和自然维度反对对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的解释，指出马克思哲学既坚持从技术维度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也坚持从文化维度来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他们之间是一种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有机关系；福斯特则是通过清理唯物主义的理论传统，明确肯定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是一种秉承辩证决定论、自然观与历史观有机统一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佩珀是通过阐发马克思哲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反对对马克思哲学的经济决定论理解，强调马克思哲学是以以人类实践为基础，关于人类和自然关系的有机论和一元论的哲学；休斯则是通过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辩证思维、有机思维的一致性，以及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发展观的实质来说明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本性；其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同样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价值功能的发挥，他们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武器，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生态批判、技术批判和文化价值批判；最后，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的目的是为了让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摆脱自然的束缚和社会关系的束缚获得自由和解放。这体现在他们把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归结为通过把生态运动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有机结合，使生态运动走向激进的阶级运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以生态理性为基础，人自身、人与人以及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同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其次，我们进一步探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与理论个性。这种理论特质与理论个性主要体现在：首先，如果说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主要是立足于通过政治意识形态批判，唤醒人们的批判否定意识的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从生态批判为切入点，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生态批判、技术批判和文化价值批判，通过探讨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寻找适合西方无产阶级摆脱自然的束缚和社会关系的束缚，实现自由和解放这一目的；其次，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的分析和揭示，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已经体现为社会发展总体化、一体化与个人个性化自由发展的矛盾，并且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视角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消费主义文化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展开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思想，在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转换为生态批判的同时，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资本的本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并提出了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文化批判和价值观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克服人自身异化、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异化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既丰富和发展了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也彰显了其理论个性。

最后，我们探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对于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价值。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之所以能够深化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因主要在于三点。具体说：其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在回应西方绿色思潮对马克思哲学的质疑的过程中，阐发其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其二，他们是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解读和对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批判性反思中，阐发其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其三，他们始终立足于探讨当代世界面临的突出生态问题，阐发其独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他们的理论创新过程和理论成果对于如何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价值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过程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的，我们只有在正确解读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文本的基础上，在与当代不同的哲学文化思潮的对话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才能真正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