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雨辰: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及其当代价值

发布者:姚春平发布时间:2022-03-21

 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及其当代价值

     王雨辰  彭奕为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哲学院, 武汉 430073

内容摘要: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方位,从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的总体视角,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和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基础,通过对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超越和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换,实现了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此基础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战略地位,并以“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取向,强化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在思想上、法律上、组织上、体制上、作风上采取了一系列新的举措和方法,使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转折性、历史性、全局性的变化。“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要求“五个文明”协调共同推进,是一种有别于西方人与人、人与自然异化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然造就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实现的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当代价值在于:一是能够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美丽中国建设,提升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国际话语权;二是它所蕴含的“中国式现代化”和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起到了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又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和借鉴;三是总结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实现的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有助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理论;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历史方位,通过回答“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如何建设生态文明”和“怎样建设生态文明”三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实现了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如何把握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内涵及其价值,学术界已经作了初步和有意义的探索。但是,如何从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发展史、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理想的三重维度进一步深化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依然是学术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实现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历史逻辑

十八大以来党所实现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密切相关。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寻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使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了;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转变;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展开探索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创新,开启了中华民族强起来的伟大征程。从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历史方位并提出了一系列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治国理政的方略。具体说:第一,改革开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但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规模很大,但依然大而不强,我国经济增速很快,但依然快而不优。主要依靠资源等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和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1]120。粗放型发展方式不仅造成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而且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使得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第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通过转换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方式的需要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应当着力解决的问题;第三,党的执政的目的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这就决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既要促进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不断增加,又必须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满足人民群众对生活品质的追求;第四,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不断作出战略调整,体现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依次经历了“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到十八大以后的“五位一体”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实际上揭示了党对“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的不懈探索和追求,强调只有把生态文明建设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和战略性地位,才能克服自然资源的制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要求既应当把生态环境看作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学说,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敬畏自然和善待自然,又应当吸取古代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和我国的楼兰文明因为生态环境的破坏而衰落的历史教训,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第五,保护生态环境和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个责任,任何民族国家都不可能置身之外,这一方面要求应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促进全球生态治理和构筑绿色低碳经济体系,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在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引领者的同时,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现代化发展路径选择,提升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国际话语权。

十八大以来党所实现的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同人类文明发展的生态转向密切相关。人类文明发展的理想是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对这一理想的追求展现为文明形态的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从人与人关系的维度看,具体展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从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看,体现为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虽然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但是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生态创伤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伴随着当代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兴起,人类文明的发展出现了生态转向。这种生态转向形成了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关系的抽象的伦理生态共同体话语和强调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共同体话语。西方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是以抽象的伦理生态共同体为理论基础的,它们或者把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生态文明建设绝对对立起来,以贬损人类的尊严和权利为代价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进而否定发展中国家力图通过发展消除贫困的发展权和环境权,是服务于发达国家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或者是强调在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制定严格的环境政策以实现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而形成绿色资本主义理论;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为理论基础的,这就决定了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一方面强调树立生态文明理念,转换生产方式,走以科学技术创新为主导,以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为目的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始终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坚持“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把合理协调人与人的生态利益关系看作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坚持“五个文明”协调共同推进,并把生态文明的价值目的和归宿定位于是否能够提升人民群众的民生,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环境民生论”。这实际上是要求不能脱离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抽象地谈论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只有理解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上述特质,才能认识和理解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本质与当代价值。

总而言之,只有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人类文明发展生态转向的总体视角,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所实现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历史逻辑,才能真正把握十八大以来党所实现的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意义和对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世界意义。

      二、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实现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理论逻辑

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所实现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西方生态文明理论超越和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的创造性转换的结果。只有立足于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发展史、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理想三个维度才能科学地揭示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生态文明建所实现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理论逻辑。

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发展史的维度看,生态文明理论是对工业文明所造成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反思和十九世纪以来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兴起的结果。工业文明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是以近代理性主义“主体—客体”二元对立哲学世界观和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机械论的自然观,其理论特点是把整个世界描绘为遵循机械运动发展规律的被动客体,把哲学的任务归结为运用哲学理性把握自然界的内在规律,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把自然仅仅看作是满足人类需要的遵循机械运动规律的被动客体,认为自然的价值在于满足人类的主观需要,由此形成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它们与资本相结合构成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展的基础。在资本利润动机的支配下,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一味追求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信奉以占有和消费物质为特征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物质主义幸福观,在促进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和工业文明发展呈现出不可持续性的特点。工业文明发展的消极后果使得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问题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门话题,并由此形成各种保护地球的生态运动。生态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揭示了构成生态共同体的人类、生物和自然界之间处于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突破了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与还原主义的分析方法,逐渐形成了有机论、整体论的生态思维方式,人类开始认识到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为必须尊重自然的规律,并考虑地球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限度,否则就会破坏生态平衡和遭受自然的惩罚。1949年美国学者奥尔多·利奥波德发表《沙乡年鉴》一书不仅提出了人类应当放下征服者的角色,把自己看作是地球生态系统中普通的一员,而且反对人类仅仅从经济价值的角度对待人类之外的存在物,要求人类应当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人类之外的存在物上,强调他的“大地伦理”的核心是主张“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2]213实际上是把维护生态共同体的和谐当做最高的善,由此被认为是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形成的标志。20世纪50年代以后,生态文明理论逐渐发展成为生态中心论的“深绿”生态文明理论、现代人类中心论的“浅绿”生态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他们围绕着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生态文明的本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虽然其具体理论观点和价值立场存在着差别、甚至是对立,但其共同点则是如何调整人类的价值观和实践行为,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就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基础上,对当代西方生态文明理论成果继承和超越的结果。

 “深绿”生态文明理论、“浅绿”生态思潮在如何看待生态问题上的分歧和争论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四点内容:第一,在生态本体论上,“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坚持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所揭示的有机论、整体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反对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强调人类和自然是一种有机联系的关系,并以贬损人类的尊严和权利为代价维系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与稳定;“浅绿”生态思潮则秉承与资本联系在一起的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强调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第二,在生态价值观上,“深绿”生态文明理论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把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代表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浅绿”生态思潮则强调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目的是捍卫人类的利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既不可能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更不应该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需要改变的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因为它错误地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解释为不追问人的感性需要的合理性问题就要求无条件予以满足的“人类专制主义”和“强式人类中心主义”,造成了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忽视了保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只要把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修正为基于理性欲望、保护自然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建立在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基础上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就不会造成生态危机;第三,在生态文明的本质问题上,“深绿”生态文明理论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浅绿”生态思潮本质上是一种维系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资本主义理论。在他们那里,生态文明的本质被理解为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第四,在技术运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上,“深绿”生态文明理论把技术运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忽视人民群众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通过发展满足基本生存和消除贫困的愿望,从原本反对技术理性的滥用进一步发展为反对科学技术本身,进而拒斥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倡导经济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其目的在于或者维系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生活品质,或者保护人类实践尚未涉足的“荒野”;“浅绿”生态思潮则强调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他们看来,生态危机之所以发生就在于现代技术的内在缺陷、人口的过快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但由于“浅绿”生态思潮是一种维系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资本主义理论,因而他们所说的“技术”本质上是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技术理性,他们所说的经济增长的目的并不是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这就意味一方面他们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只能造成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两极分化的结局,另一方面他们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无法解决生态危机,而且在资本追求利润动机的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扩张会进一步强化生态危机。虽然“深绿”生态文明理论、“浅绿”生态思潮之间存在着上述分歧和争论,但他们又存在着如下的共同点。具体说:第一,他们都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人类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不去考察一定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物质与能量交换的实际过程,仅仅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进而把生态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一个价值问题,秉承的都是一种抽象的文化价值决定论的理论立场,都看不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全球化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不仅都起到了推卸资本应当承担当代全球生态治理的责任的作用,而且要求所有人承担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的后果,是一种有违“环境正义”原则的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思潮;第二,“深绿”生态文明理论的目的是追求中产阶级生活质量和审美趣味,“浅绿”生态思潮追求的是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和维护资本利益,都漠视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与发展权,难以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通过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实现生存是其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任务;第三,由于“深绿”生态文明理论、“浅绿”生态思潮忽视和否定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又漠视和否定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生存权与发展权,秉承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是维护中产阶级和资本利益的特殊维度、地区维度的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思潮。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理论为基础,通过批判反思“深绿浅绿生态文明理论生态思潮分析当代生态危机根源和解决途径结果。历史唯物主义坚持自然观与历史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系,强调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必须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人与人关系的性质又决定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此批评“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和“浅绿”生态思潮不去考察一定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过程,而是把生态问题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抽象的价值问题,并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物欲至上的价值观和消费主义生存方式进一步强化了生态危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就在于把生态运动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在此基础上,他们对生态文明的本质、生态价值观、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作出了系统的论述。具体说:第一,在生态文明的本质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生态文明并不是要人们回到穷乡僻壤和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也不认为这种状态就意味着处理好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并明确把生态文明理解为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强调生态文明的本质是继承工业文明的技术成就,为人们创造多种满足形式,使人们在创造性的劳动而不是在异化消费中寻求幸福和自由的体验;第二,在生态价值观问题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批评“深绿”生态文明理论所主张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力图脱离人类的利益谈论生态危机和生态平衡,脱离人类的经验和文化建构生态学理论,不仅难以保证其理论的科学严密性,而且在实践中会导致自然神秘化和贬损人类的价值的后果;同时也批评“浅绿”生态思潮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而是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基础,服从于资本追求利益的资本中心主义。在此基础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价值观展开了重构,提出了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以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穷人基本需要的新型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颠倒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恢复事物本性的新型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第三,在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上,他们明确肯定生态文明建设与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不仅不是对立的关系,而且必须以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为基础和前提。他们由此既同意“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又没有因此而陷入到反对科学技术本身和经济增长的后现代主义的结局;既同意“浅绿”生态思潮要求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增长的现代主义立场,又反对“浅绿”生态思潮把科学技术归结为服从经济理性的技术理性,所追求的经济增长本质上不是以满足人民群众需要为目的的,而是以满足资本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把科学技术进步建立在生态理性基础上,只有把经济增长的目的定位于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共同和谐发展。

从上述三种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思潮分歧和争论我们大致可以归纳出如下三点结论。具体说:第一,不同的理论基础是他们产生争论的根本原因。“深绿”生态文明理论是以抽象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为理论基础;“浅绿”生态思潮以实现资本主义的绿色发展为目的,是以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与自然观为理论基础其共同点是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以强调自然观与历史观、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共同体思想为理论基础。正是由于理论基础的区别,使得他们在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和探索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问题上发生分歧和争论;第二,理论立场上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差别。“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借助直觉、体验建构其理论,以贬损人类的尊严和权利为代价维系生态整体的和谐,反对科学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其理论具有相对主义、神秘主义、反对主体性和反对科学技术的特点,其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后现代理论;“浅绿”生态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现代主义立场,但“浅绿”生态思潮坚持的是以经济理性和资本利益为基础的技术理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的则是以生态理性和人民群众利益为基础的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第三,价值立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非西方中心主义”的差别。“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和“浅绿”生态思潮信奉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或自由主义发展哲学,都力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范围内解决生态危机,不仅起到了为资本推卸全球生态治理责任的作用,而且都否定人民群众和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都秉承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看作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秉承的是以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十八大以来党所实现的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就是对上述生态文明理论批判继承和超越的结果。

要把握十八大以来党所实现的生态文明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还必须联系当代生态运动展开分析。当代生态运动与人类的环境意识的提升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伴随着20世纪40年代末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产生以及20世纪60年代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的反思,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一书以及所引发的争论开始,就出现了诸如“地球之友”“环境保护——绿色行动”“自然之友”等各种环境保护组织和环保运动,并逐渐使环境问题上升为民族国家和联合国的重要议题。根据生态运动不同的价值旨趣我们可以把当代生态运动划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与生态中心主义思潮相联系的生态运动和生态政治,其核心是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而要求人类亲近自然、尊重自然,放弃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由此形成生态自治主义和生态无政府主义的生态政治和生态运动,主张树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并通过经济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来维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第二种是与环境主义思潮、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现代化理论相联系的以追求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为目的的生态运动。上述两种类型的生态运动都是在不改变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范围内的生态运动;三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为指导的生态运动,其特点是主张把生态运动与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相结合,破除反生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当代生态运动对生态文明理论建构和生态文明建设包含三种启示:一是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及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制约;二是必须正确区分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别。生态文明建设是环境保护,但不是所有的环境保护都是生态文明建设。西方各种力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范围内的绿色发展运动无疑是一种环境保护,但由于其哲学世界观还没有上升到生态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其发展的目的并不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为目的的,其环境运动的目的是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需要的自然条件;三是环境保护与社会制度的关系。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是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其生产目的是为了生产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必须遵循经济理性而不是生态理性,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只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不可能有真正的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有可能真正展开,只有阐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理想,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上述结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一系列论著中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不仅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然资源的枯竭、生态环境的破坏,城乡之间、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裂缝,而且通过殖民活动在开拓世界市场的过程中,对被殖民国家进行自然资源的掠夺,也造成落后国家生态环境的破坏,使生态问题呈现出全球化发展的趋势。只有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代之以能够合理协调人与自然物质变化关系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继承和发展,并由此形成了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生产交换价值,而不是为了生产使用价值,缺乏“生产正义”的同时,也批评现实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目的的非正义性的批判,反而把社会主义的主题转向了追求分配正义,实际上是继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话语,有违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的非正义性的批判。他们所主张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由此强调应当恢复生态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原意,把“生产正义”作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价值。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理想应当是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和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使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理想。

十八大以来党领导生态文明建设正是在批判地反思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史、生态运动,继承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理想的基础上,通过对中华传统的“天人合一”、“贵和”的和合文化价值观,取之有时、取之有度的节俭生存方式的生态智慧展开创造性的转换,并以“人民至上”和“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为指导,辩证地处理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促进民族国家的绿色低碳发展与全球环境治理,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理想追求,实现人类生态文明思想史上的革命变革和理论创新的。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基础,批判地超越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和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创造性转换的基础上,在深刻地回答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生态文明理论创新的。这种理论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与“深绿”、“浅绿”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思潮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关系,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的做法不同,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自然观与历史观、人与自然关系辩证统一的理论为基础,吸收了“深绿”生态文明理论的有机论、整体论的生态哲学世界观和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天人合一”的思想,在生态本体论上先后创造性地提出了“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及“地球生命共同体”概念。上述概念的核心就是强调组成地球生态共同体各要素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构成了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有机关系,这种有机关系要求我们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把自然看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树立地球生态共同体的生态哲学世界观和生态自然观,只有将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限制在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内,才能维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否则就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

第二,强调生态整体的和谐与“生态优先”原则是“深绿”生态文明理论的突出特点。但他们在谈论上述思想时是以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关系的抽象的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为基础的。这使得他们的理论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脱离人与人的关系谈论生态危机和生态和谐的问题,看不到生态危机虽然以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本质上反映的却是人与人生态利益关系的危机,只有协调好人与人的生态利益关系,实现了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二是由于“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是把自然生态系统的和谐与权利凌驾于人类的权利之上的,因此,他们是通过贬损人类的价值和尊严的方式,秉承的是让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维系生态整体和谐的后现代主义价值立场。十八大以来党所实现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创新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既吸收了“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关于维系生态整体和谐与生态优先的原则,又吸收了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思想,摒弃了其后现代主义价值立场,并对中华民族贵和尚中、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进行创造性转换,形成了以“和”的生态文化价值观为核心的生态文化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强调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战略定位,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3]68但这里所讲的“生态优先”原则、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具体说十八大以来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所强调的“生态优先”原则是与“绿色发展”的生态发展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摈弃了“深绿”生态文明理论把“生态优先”原则与发展对立起来的做法,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应当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和前提,脱离了经济发展谈论生态文明建设,无异于缘木求鱼的空想。同时又强调这里所说的经济发展,不是那种“边发展,边污染”的传统发展方式,又不是为了经济发展而将生态文明建设看作一种权宜之计,而是确立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战略地位,追求的是一种绿色低碳发展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式,这也决定了不能立足于后现代主义价值立场,而应当立足于现代主义的立场来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现代化,因此,十八大以来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所强调的“和”的文化价值观包括以往生态文明理论所不具有的三重内涵。具体说:其一,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必须树立“生命共同体”的生态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在实践中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和顺应自然,维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其二,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核心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环境正义原则,通过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制度,合理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生态利益关系,切实保障人们的生态权益,真正建立一个人与人和谐共处的和谐社会,并在坚持自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上,把能否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关系看作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关键,从而与“深绿”生态文明理论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其三,人的身心的和谐。工业文明不仅给人们造成了生态创伤,而且工业文明盛行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也造成了人与人关系、人的身心关系的异化。“和”的文化价值观要求通过强化公民的环境意识和倡导树立以珍爱自然为核心的生态文化价值观,形成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实现人的身心关系的和谐。

第三,“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和“浅绿”生态思潮或者把技术运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或者把生态文明建设归结为维护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以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都不能正确地处理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十八大以来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是不可分离的辩证关系,只不过这种发展不是传统的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而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要求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明确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的道理,践行生态生产力发展观,科学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找到实现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协同共生关系的新路径,从而使得“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经济社会效益”[4]361

      第四,“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和“浅绿”生态思潮在生态治理问题上或者秉承单纯的德治主义路向的生态治理观,或者秉承单纯的技术主义路向的生态治理观,并由此形成地方生态自治和以市场为主导的多中心的生态治理模式。十八大以来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强调应当把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培育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外在的制度强制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不仅克服了“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和“浅绿”生态思潮在生态治理问题上摇摆于“德治”和“法治”两个极端,而且建立了以党的顶层设计,党政同责和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生态治理模式。

第五,“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和“浅绿”生态思潮在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归宿上或者是为了保证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生活品质,或者是为了维护资本追求利润,既缺乏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人民性”的价值追求,也缺乏对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关怀。而“人民性”的价值追求和“人类情怀”恰恰是十八大以来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价值归宿。这主要体现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环境民生论”以及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三个命题上。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这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4]136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发展的根本目的建立在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促进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得十八大以来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提出了“环境民生论”的命题,其核心不仅是把提供良好的生态产品和生态环境看作最普惠的民生,而且强调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是否有获得感和幸福感看作是衡量生态文明建设得失成败的唯一标准。这决定了各级政府必须以对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明确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应当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十八大以来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不仅高度重视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低碳发展问题,而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础,强调气候问题等全球环境问题是关系到人类能否建设地球绿色家园和维系子孙后代的生存空间的问题,这一方面要求民族国家都承担保护唯一地球家园的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在当代全球环境治理中,应当坚持环境正义原则,按照造成生态问题的历史责任和民族国家发展的现实程度,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则,建构全球绿色低碳经济体系,把民族国家通过绿色发展消除贫困与全球共同繁荣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人民性”的价值取向和“人类情怀”是十八大以来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价值归宿,超越了“深绿”生态文明理论和“浅绿”生态思潮,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质。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创新从方法论上鲜明地体现了党在追求绿色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导向思维、整体思维、系统思维和协同思维,这使得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能够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问题不断创新和发展,并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提供了科学指南。

四、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实现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历史过程。党所实现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主要体现在通过“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确立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党从“思想、法律、体制、组织、作风上全面发力,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开创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5]51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实践创新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十八大以来党所实现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不仅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而且提出应当把“双碳”目标纳入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中,要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和,实现坚持美丽中国建设和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总体目标。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要求我们不能把生态文明建设看作是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的权宜之计,而应当把生态文明建设看作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特征,这就意味着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的战略部署和“双碳”目标纳入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中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种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关系现代化的全面的现代化,是一种有别于西方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结局的中国式现代化,并由此必然创造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第二,十八大以来党所实现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要求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为克服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九龙治水”的缺陷,通过深化党和国家的机构改革,组建了生态环境部,并通过“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构建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机制”[6]542,实现了党对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领导与规划。为了提升生态治理体系现代化和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加强党对生态文明的顶层设计,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等文件的规定,树立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观,形成了党和政府主导,地方政府、市场和社会大众积极参与的生态治理体系,把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目标与坚决打好防污防治攻坚战、把解决突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的优先领域,与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等阶段性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有力地促进了生态能力现代化和提升了生态治理的效能。这种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模式是党所实现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重大创新。对于如何展开生态治理的问题,“深绿”生态文明理论把生态治理的关键归结为如何培育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和地方生态自治,由此形成生态自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生态治理观;“浅绿”生态思潮则强调应当以技术革新为基础,由此形成了由市场主导的多中心主义生态治理观。上述两种生态治理观既无法解决总体资本和个别资本的利益矛盾冲突,也无保证生态治理的有计划性和系统性,无法保证生态治理的效能,更无法使生态治理建立在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基础上。而十八大以来党所实现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恰恰是建立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党的顶层设计保证了生态治理的系统性与科学性,又要求发挥地方政府和社会大众参与生态治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的多中心的生态治理模式,能够保证生态治理效能的科学的生态治理模式,是对西方生态治理模式的超越与创新。

第三,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加快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改革和建设,建立起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使生态文明建设走向法治化的道路。以上述思想为指导,党领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先后制定了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八项制度所构成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仅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的保障,并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保证严守生态保护的红线;确立生态环境质量只能更好、不能变坏作为底线,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对生态破坏严重、环境质量恶化的区域必须严肃问责的环境质量底线;不仅要考虑人类和当代的需要,也要考虑大自然和后人的需要,把握好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度,保证不突破自然资源承载能力的资源利用上线,从而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布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并通过采取生态补偿制度,河湖长制、林长制、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制度等一系列新的办法和举措,把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区域和流域生态治理、国家公园建设、自然保护区建设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有机结合,使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实现了历史性、转折性和全局性的变化。

第四,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实现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要求各级政府应当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并树立以“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取向的执政文明。十八大以来党明确强调“发展”依然是党执政的第一要务只不过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我们所追求的发展不再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劳动要素投入为主,以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数量为主的粗放型发展,而应当追求以科技创新为主导,质量和效益辩证统一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只有树立上述正确的发展观,才能破除长期以来流行的唯GDP增长的政绩观,这就决定了应当转变发展观念,不再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而应当要把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突出位置这就要求建立环境责任追责制度,把生态环境指标的好坏作为对干部考核“一票否决”的标准,通过实现质量和效益内在统一的可持续发展,生产质量优良的生态产品和塑造优美的生产与生活环境,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也要求各级政府和各级领导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把环境问题既看作是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又看作是改善民生的政治问题,并把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的生态问题作为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的优先和重要问题解决。实现上述目的的关键是各级政府和各级领导要转换执政文明,把执政的根本目的建立在是否坚持“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是否能够提升人民群众的满足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切实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态权益,从而使生态文明建设与提升人民群众的民生有机结合起来。这种执政文明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超越了“深绿”和“浅绿”生态文明理论或者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归结为维系中产阶级既得利益和生活品质,或者维系资本的利益,漠视人民群众的生态关切、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缺陷。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针对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新办法、新举措,使得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激发了人们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使得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五、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实现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当代价值

我们可以从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提升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国际话语权,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与建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三个维度考察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实现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当代价值。

      第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和提升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国际话语权的维度看,如何通过发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使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主要任务。但是,自然资源的制约使得以劳动要素型投入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这种发展方式所生产的产品也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何转换发展方式,保证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和实现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当年的‘两个文明’到‘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再到今天的‘五位一体’,这是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更带来了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4]359不仅意味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五个文明”协调共同推进和共同发展的现代化,而且意味着必须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新发展理念,转换劳动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代之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实现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恰恰是在强调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上,确立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战略地位,通过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通过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生态生产力发展观,通过建立严格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保证生态环境保护的红线、环境质量的底线和环境资源利用的上线,坚持“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大众积极参与的生态治理模式,必将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美丽中国建设走向深入。

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以“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历史思维揭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自然、顺应自然和敬畏自然,不仅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而且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共同的事业,民族国家必须同舟共济、共同努力,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经济体系,建设人类共同的美好地球家园,通过绿色低碳发展,按照“环境正义”的价值追求,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原则,把全球环境治理与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全球共同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创新不仅为全球环境治理和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使中国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国际话语权,也为其他民族国家追求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第二,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必将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五个文明”协调共同推进的全面现代化,并由此创造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7]14习近平总书记在肯定“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现代化普遍规律的同时,也从五个方面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我们的任务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当然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我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特别强调了五点,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8]474。世界上不存在定于一尊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标准,中国式现代化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艰辛探索的结果。新中国建立以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中国现代化不可能取得成功。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把建设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新中国建立以后,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和通过改革开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在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并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和发展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作出了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分两阶段走的战略部署,即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相较于西方现代化通过殖民活动掠夺落后国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人与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的后果,“中国式现代化”的特质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共同富裕,坚持“五个文明”协调共同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现代化,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仅为后发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借鉴,而且必然会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

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结果。特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国文化传统有机结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和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坚持“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推进“五个文明”协调共同发展,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文明交流互鉴和文明的多样性,上述特点也决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文明。它不仅回答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路径和目标问题,而且也回答了在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为那些既想发展,又想保持自身自主性、独立性的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开辟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新道路,对于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三,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实现的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使中华民族真正站起来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展开了探索,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并作出了改革开放和“分三步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决策,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回答深刻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如何实现发展等重大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创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中华民族从站起来走向了富起来的历程;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方位,对于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展开了探索,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8]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肯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同时,也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6]76这就意味着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社会主义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才能真正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实现的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正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人类文明发展生态转向的总结和反思,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超越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和对中华传统生态智慧创造性转化的结果。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实现的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构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6]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8]王虎学,何潇潇.百年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历程.云梦学刊,20215):9-15.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led by CPC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and its contemporary value 


Wang Yuchen

(School of Philosophy,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position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ractice from growing prosperous to becoming strong, the overall perspective of the ecological turn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 the principal social contradiction transformation and the change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on the basis of Marxist ecological thought, by transcending the wester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and creatively transforming th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wisdom of China,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has been realized.On this basis,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made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and the Four Comprehensives strategic blueprint, established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t also maintains "people supremacy" and "the people-centered” , strengthens the party leadership ove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 and a series of new measures and methods have been adopted in terms of ideology, law, organization, system and style. As a result, China's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work has achieved a turning point, historic and overarching change. The Five-Sphere Integrated Plan calls for coordinated and concerted progress of the "five civilizations", which leads to "Chinese-type modernization" that is different from western modernization which gives rise to the alienation between man and man and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is bound to create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alized by the CPC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s as follows: first, it can promote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autiful China, and enhance China's international voi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Second, the "Chinese-type modernization" embodied in it and the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not only plays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but also provides a new choi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realize modernization.The third is to summarize the practical logic and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alized by the CPC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which is helpful to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m in the 21st century.

Keywords:Communist Party of China;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文章来源:兰州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项目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7AKS017);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培育课题(2722021EK00)

作者简介:王雨辰(1967—),男,湖北武汉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彭奕为(1994—),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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