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兴起，形成了人与自然构成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有机联系的伦理话语和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前者脱离历史观，抽象地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仅仅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后者始终坚持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主张从生产方式入手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伦理话语的共同体思想主要是从重建生态价值观入手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由此形成倡导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反对科学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的生态文明理论；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则是从分析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性质入手，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前者是以忽视发展中国家人民生存权，追求质量为导向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后者是捍卫发展中国家发展权与环境权，以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为导向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
关键词：生态共同体；伦理话语；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生态文明理论
伴随着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形成了抽象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前者主要体现为要求破除拘泥于人与人之间权利和义务的人际伦理学，建立人与自然生态道德的伦理话语，以此为基础形成了脱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抽象地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文明理论；后者则始终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并由此形成了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生态利益关系和以环境正义为价值取向的生态文明理论。系统考察上述两种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的特点，以及由此形成的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的两种路径，对于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对启蒙理性的超越与生态共同体话语的两种类型
启蒙理性的目的是通过运用理性，使人摆脱对神学和自然的崇拜而树立自立。对此，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指出：“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中走出。受监护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如果这种受监护状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缺乏无须他人指导而使用自己的理智的决心和勇气，则它就是咎由自取的。因此，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格言。”[1]启蒙理性的本质就是要求树立理性，对自然和神话展开一个祛魅化的过程，并由此逐步形成了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其核心是与启蒙运动之前把自然看作是有灵魂的以及人与自然构成有机体的朴素有机论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不同，把自然看作是遵循机械规律运动的被动客体，进而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利用和被利用、控制和被控制的工具性关系，而维系二者工具性关系的中介就是科学技术，最终形成了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的社会进步观。启蒙理性虽然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但是由于其宣扬的“理性”仅仅是脱离价值理性指导，追求实用和工具性目的的“工具理性”，使得人们在摆脱了对自然和神话崇拜的同时，又产生了对科学技术和财富的崇拜，从而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从启蒙运动之前迷恋自然的奥秘，进而保持对自然的敬畏，转换到迷恋自然的有用性，强调发展科学技术使自然满足人的需要，而这种对自然态度的转变导致征服自然、利用自然，满足人的需要的所谓“现代性观念”深入人心。由于启蒙理性表达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其结果是科学技术进步和运用以及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不仅没有给社会带来普遍的福利，反而成为资产阶级控制人和控制自然的工具，使得人的身心、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异化现象。
生态危机的现实与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被打破，使得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和生态共同体思维逐渐形成。生态科学、生物进化论、系统论、协同学、量子力学等自然科学的形成，给人们描绘了不同于近代机械论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的世界图景。近代机械论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是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其特点是把世界描绘为一个可以像机器一样随意分解和组装的遵循机械运动的被动客体，“正如在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18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2]。虽然这种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使人们摆脱了中世纪以来的朴素的和神秘主义的神学世界观，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但是其机械论和还原论的思维方式不仅割裂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而且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利用和被利用、控制和被控制的工具性关系，以至于在促进自然科学和生产力发展的同时，造成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对立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兴起，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地球生态共同体，并由此使得 “关系”“有机联系”“相互依赖”等概念成为描述世界图景的主要词汇，从而为人类生态共同体思维的形成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也为当代生态哲学和生态文明理论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前提。对此，德国学者汉斯·萨克塞指出，“我们要尽可能广泛地理解生态学这个概念，要把它理解为研究关联的学说”[3]，并强调“生态哲学研究的是广泛的关联”[4]。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的产生促使人类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并从如何处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关系出发，形成了抽象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
生态哲学强调应当破除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自然观，树立生态世界观和自然观、生态认识论、生态方法论、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治理论，并把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为其核心任务。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实际上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从上述生态哲学的共同点和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出发，我们大致可以把生态哲学划分为以抽象伦理话语的共同体思想为基础的生态哲学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体思想为基础的生态哲学两种类型。他们虽然都强调生态共同体思维和维护生态和谐的重要性，但是前者是脱离人与人的关系抽象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就决定其解决生态危机主要体现为一种伦理诉求，他们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生态价值观的探讨是其理论的重点；后者则要求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下予以探讨，强调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生产方式是否合理，生态价值观只能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才能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作用，从而形成了以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为基础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并最终形成了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的两种途径和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
二、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与生态文明理论的建构
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依次经历了以彼得·辛格、汤姆·雷根等人为代表的动物解放论和动物权利论、以阿尔贝特·史怀泽和保罗·泰勒等人为代表的生物中心论、以奥尔多·利奥波德、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和阿伦·奈斯等人为代表的生态中心论三个发展阶段，其共同点是要求突破传统的人际伦理学，将道德关怀的对象逐渐拓展到人类之外的存在物上，以维护地球生态共同体的整体稳定与和谐。
动物解放论和动物权利论批评建立在机械论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犯了“物种歧视主义”和“利己主义”的错误。所谓“物种歧视主义”的错误就是指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人所具有的某些特殊属性为理由，认为人类高于其他存在物，进而把道德关系限定在人与人之间，而把其他存在物排除在道德关怀之外。上述做法的问题在于：一方面人类之外的生物不需要人类所具有的属性依然能够很好地生存，而人类之外的生物所具有的属性人类同样不具备，并且人类之外的高等生物所具有的自我意识和智力并不比人类的胎儿、婴儿、白痴低，没有理由将人类的胎儿、婴儿、白痴纳入到道德关怀的对象，而把人类之外的生物排斥在道德关怀之外；另一方面，如果把是否具有某种生物学特性作为是否具有道德关怀资格的标准，不仅会在生物圈中导致人类沙文主义的错误，影响生物圈的平衡与和谐，而且在人类社会内部也必然导致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错误，最终影响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发展。所谓“利己主义”的错误则是指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坚持把人类的利益凌驾于其他物种之上，并由此把道德关系限定在人和人之间，坚持的是遵循关注个体利益的利己主义行为准则的人际伦理，这就意味着在生态整体中只关注人类的整体利益而忽视其他物种的利益。基于以上认识，以彼得·辛格为代表人物的“动物解放论”主要借用西方近代功利主义伦理学为动物的道德权利呐喊，他们借用功利主义伦理学把快乐或痛苦的感觉作为评判善恶的标准的观点，强调应当以“是否具有感觉能力”作为能否获得平等道德考虑的标准，由此主张平等地考虑动物的权利；以雷根为代表的“动物权利论”则借用康德的“道义论伦理学”，强调动物也是一个生命主体，理应获得道德关怀的权利。其共同点是要求颠覆人际伦理学将道德关怀局限于人际之间，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人类之外的生物上。
以阿尔贝特·史怀泽和保罗·泰勒等人为代表的生物中心论者进一步发展了动物解放论和动物权利论的上述思想，提出了以敬畏生命为核心的生命平等论。在他们看来，生命自身的固有价值不仅决定了所有生命都具有平等的地位，而且也决定了应当修正忽视人类之外生命的利益，把道德关怀仅仅限于人际之间，只关注人类利益的人际伦理学；应当把伦理关系扩展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上，真正做到“敬畏生命”，如此才能实现个人和人类精神和伦理的完善。他们认为应当把“善”看作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把“恶”看作是阻碍和毁灭生命，并提出了“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可使发展的生命实践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5]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在他们看来，只有以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为伦理原则，敬畏和善待所有生命，才能实现生态共同体的和谐。
以奥尔多·利奥波德、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和阿伦·奈斯等人为代表的生态中心论，进一步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整个生态共同体。利奥波德正是依据生态整体性规律，提出了他的“大地伦理”。在他看来，人类的伦理关系本身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应当根据地球生态整体性规律把伦理关系进一步拓展到人类与大地之间，其核心就是要人类放弃基于个人的经济利益而滥用自然的行为，以地球生态共同体中的平等者而不是征服者的身份出现在地球生态共同体中，并热爱、尊重和赞美大地，尊重和高度评价其内在价值，以维护大地共同体的整体与和谐。在他看来，“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6]。罗尔斯顿从生态学的整体论规律出发，继承了有机论哲学传统，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观价值论”，强调生态系统不仅具有系统性和目的性，而且具有自身的固有价值，并由此提出了“自然价值论”的环境伦理学。在他看来，那种把价值看作是满足人类的需要的观点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价值论。因为这种主观价值论完全否认了价值评价与价值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把自然物的价值看作是人类主观认定的结果，不仅没有看到在生态系统中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都是评价者，都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目的评价、选择和利用周围环境，而且完全忽视了确定价值也必须以客观事物的内在属性为前提。在罗尔斯顿看来，“主观价值论”不仅面临上述理论难题，而且也必然面临着难以评价人的价值这一问题的实践悖论。按照“主观价值论”的观点，人的价值也取决于他是否能够满足他人或社会的需要，取决于对他人和社会的贡献大小，这就意味着那些对社会和他人的贡献不大，甚至只能依赖社会和他人的婴儿、老人或残疾人就只有很小的价值。显然，把是否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看作是判断个人价值大小的观点必然会否定人是目的这一基本原则，进而贬损人生存的尊严与权利。罗尔斯顿由此强调自然既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价值，又有不依赖于人类需要的内在价值，并强调人类只有把自己看作是地球生态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并尊重“自然的内在价值”和“自然权利”，才能真正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阿伦·奈斯为了论证“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提出了“生物圈平等主义”和“自我实现”理论。所谓“生物圈平等主义”，就是指人不过是整个生态系统整体中的普通一员，不应该拥有其他存在物所没有的特权；人应该平等地对待生态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和谐。所谓“自我实现论”，就是要求人类走出狭隘的自我，充分认识到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存在物和人类一样都是生态共同体的内在组成部分，必须走出那种仅从人类利益出发的人类中心主义，实现从“狭隘自我”到“宇宙大我”的转换。
可以看出，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的特点是借助于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以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为基础，脱离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内在统一关系，拘泥于把人类看作是地球生态共同体中与其他存在物一样的普通一员，主张树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这些抽象的伦理话语，强调人类应当放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狭隘的利己主义思想，平等地对待和尊重地球生态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的利益和权利，以维护地球生态共同体的整体稳定与和谐，而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正是借助于这种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话语建构起来的。我们可以从生态危机论、生态价值论和生态治理论三个维度分析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的理论建构逻辑和理论得失。
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借助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批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人性的贪婪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这是因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只关注人类的利益，把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价值归结为是否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由此非理性地运用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基础上的科学技术，通过实现经济无限增长来满足人的非理性的贪欲，并把人的幸福简化为对物质财富的占有和消费，忽视人的幸福的精神维度和环境质量，其结果是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共同体的失衡。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由此在生态价值观上主张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并主张限制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经济增长，将生态价值观的变革、个人生活方式和地方生态自治有机结合起来展开生态治理。应该看到，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对于反思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实践行为的后果，激发人们保护生态系统平衡的意识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他们是借助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来建构生态文明理论，这就决定了其理论不仅具有内在的缺陷，而且也无法真正有效地指导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生态危机表征的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出现了危机，而人类与自然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总是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展开的，这就意味着要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必须联系生产方式的探讨以及人类对自然的看法和伦理态度的讨论，把历史观和自然观有机结合起来。在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的影响下，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恰恰不去探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而把生态危机仅仅归结为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福斯特和佩珀提出了深刻的批评意见。福斯特批评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仅仅从价值观的角度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与实质，认为其问题在于“忽视了社会思想与自然—物理环境之间的联系（或者简单地采取‘人’将不断取代自然这种必胜论的观点），因此，切断了社会理论与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反应之间的真正联系”[7]，其实质就是把生态危机仅仅归结为抽象的价值问题。佩珀则明确指出应当从生产方式的角度，而不应当从人对自然的看法和人性的角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本质，“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于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8]。也正是由于仅仅拘泥于从抽象的价值观的角度无法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和本质，因而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无法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途径。
第二，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所倡导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一系列难题。从理论的难题上看，生态中心论者所秉承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是从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直接推导出来的，混淆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区别，面临着哲学史上“是”与“应该”关系的休谟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它们又力图借助人们道德境界的提升和神秘的体验论证它们的理论主张，其结果必然陷入相对主义、神秘主义的错误中，进而将自然神秘化。佩珀对此指出：“存在着对自然内在价值理论的各种异议，它的理论与含义、它的归诸于直觉而不是理论论证、它的不可能性（我们不知道自然是否赋予本身以价值，我们作为人类只能以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谈论自然）以及它试图建立一个自然—社会二元论的趋势。”[9]事实上，我们始终只能从人类的需要出发谈论生态平衡、自然的价值与权利问题，脱离人的需要和权利谈论自然的价值和权利，实际上是一种将自然的价值和权利置于人类的价值和权利之上的反人类主义做法。更为关键的是，当人类的利益与自然的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我们总是优先考虑人类的需要。从实践面临的难题看，由于生态中心论者把人类仅仅看作是生态共同体中普通的一员，忽视和否定人类这一主体对生态共同体主动调适的作用，实际上是用贬损人类的价值、尊严来保护生态的权利，既无法解决人类与自然之间、珍稀动物与一般动物的生态利益冲突，也无法解决自然界得以有序运行的“食物链”所造成的所有动物之间的生态利益冲突。同时，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与资本主义社会所奉行的以财产权为基础的行为准则存在着根本的冲突。按照以财产权为基础的行为准则，人们可以自由地处置自己的财产，即便这种行为导致一系列环境问题也不应当因此受到社会的惩罚。正是这一实践中的难题导致了西方环境美德伦理的产生。环境美德伦理就是因为生态中心论无法真正解决实践中的上述难题，强调应当改变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拘泥于研究和评价人类对自然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否正确的思维方式，从研究行为者的品质的角度，转向探讨如何形成人类的良好品德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系，进而使人们采取正确的行动来保证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共同发展。
第三，生态中心论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具有明显的德治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在树立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和实现个人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反对科学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实现地区生态自治，是生态中心论提出解决生态危机的主要途径。由于生态中心论的生态文明理论是以抽象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为基础的，其理论具有抽象的文化决定论的特点，这不仅使他们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生态价值观的危机，而且也把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诉之于重塑生态价值观，完全忽视了对人类与自然之间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关系的分析，不懂得生态危机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而且更反映了人们在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上的矛盾与冲突，不懂得解决生态危机决不仅仅是一个改变人们对自然的看法的问题，核心在于合理协调人们之间的生态利益关系，从而陷入单纯德治主义的失误中。同时，当代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与资本的全球化运动密切相关，地区生态危机与资本全球化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意味着单纯的地方生态自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态危机，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生态中心论所提出的反对科学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完全没有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真实需要。与西方国家面临的提高生活质量这一主题不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则主要是如何通过绿色发展满足人的生存需要，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追求经济增长，而且应该大力发展绿色技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这就是说，西方生态文明理论解决的是如何提升生活质量问题，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而言，主要是如何通过绿色发展解决人们的生存需要的问题，生态中心论所主张的拒绝科学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本质上就是要保护其既有的生活质量，而他们既有的生活质量又是以剥削和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为前提的，其理论主张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
三、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与生态文明理论的建构
马克思、恩格斯将德国古典哲学提出的“主体原则”与“历史原则”贯彻到底，超越了近代主客二分的主体形而上学，建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和生态哲学思维方式。与近代主客二分的主体形而上学不同，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坚持“实践辩证法”与“历史生成论”辩证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有机统一的生态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指出人类与自然既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又是在实践基础上的具体统一的关系，二者共同构成了有机联系的生态共同体。在这个生态共同体中，人类依赖于自然而存在和发展，同时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又在一定的生产方式下，通过实践利用和改造自然，从而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与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脱离生产方式抽象地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生态思维方式具有现实性、批判性和理想性辩证统一的特点。所谓现实性，就是指马克思、恩格斯总是立足于现实看待人类、自然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这集中体现在他们把人看作是现实的人，把自然看作是与人的实践密切相关的现实的自然；所谓批判性，就是指马克思、恩格斯总是把生产方式批判与生态批判有机结合起来，强调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造成了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以及人类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的中断；所谓理想性，就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只有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即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够合理协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消除人类与自然的异化关系，最终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共同解放与和谐发展。正是在上述生态思维方式的指导下，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乌培河谷来信》《自然辩证法》以及《资本论》等著作中系统论述了人类和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科学技术异化使用所造成的生态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资本的空间生产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的统一等生态思想，并由此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生态文明理论，并从根本上影响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生态文明理论的建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的逻辑起点是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与自然辩证统一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奥康纳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认识到人类历史和自然界处在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中，而且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反生态本性；福斯特把唯物主义哲学分为坚持严格决定论的德谟克利特唯物主义传统和既坚持唯物主义决定论又坚持自由意志作用的伊壁鸠鲁有机论唯物主义传统，认为马克思继承和发展的是伊壁鸠鲁有机论唯物主义传统，并通过对黑格尔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近代自然科学的批判性考察，形成了以实践为基础的探讨人和自然的相互联系以及以物质变换为主要内容的生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生态自然观，从而在分析生态问题上比生态中心论更具优势。因为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哲学不仅“强调物质——社会生产条件这个社会前提，以及这些条件如何限制人类的自由和可能性，而且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至少是在恩格斯那里，这种唯物主义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些物质条件与自然历史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就是与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必然联系”[10]。福斯特正是在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和生态危机的；佩珀则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与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各执一端的技术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不同，而且所坚持的是主张劳动基础上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有机论和一元论；休斯则在肯定历史唯物主义秉承与生态思维相适应的有机论、整体论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依赖原则、生态影响原则和生态包含原则，强调和揭示了人与自然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共同体思想出发建构生态文明理论，而且始终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解决应当从解决和协调人与人的生态利益关系入手，这使得他们反对抽象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伦理话语，始终坚持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入手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他们或者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与其生产条件的“第二重矛盾”，认为“第二重矛盾”的运动必然导致其生产条件的破坏和生态危机；或者揭示受经济理性所支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的无限扩张与生态系统的有限性矛盾的紧张和生态危机；或者揭示资本在利润动机支配下无限度地滥用自然，必然造成生态危机；或者揭示资本主义借助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和价值观维系其政治统治的新方式必然会造成生态危机。由此，他们强调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变革不合理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在建立以生态理性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来谈论人们生态价值观的转变。在他们看来，只有把制度变革与生态价值观的变革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只有在以生态理性为基础和生产以满足人民基本需要为目的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不仅不会造成生态危机，而且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和谐发展。在生态价值观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认为不能脱离人的实践、人的需要和人的利益谈论生态危机，强调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不仅在理论上难以成立，而且在实践中也必然会因为无法真正保护人的权利和尊严而导致使自然神秘化的缺陷；另一方面反对建立在资本和古典经济学基础上的不以满足人们基本需要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或者主张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捍卫真正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或者建立以反对资本主义颠倒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关系、具有反资本主义性质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更为关键的是，无论是秉承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是秉承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强调实现以所有制正义为核心的“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以及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充分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底蕴。可以看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共同体思想，由此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哲学世界观维度、制度批判维度、生态价值观维度和经济维度。在他们眼里，生态文明既不是让人们回到穷乡僻壤的受制于自然的生存状态，也不是对工业文明的绝对否定。恰恰相反，生态文明对工业文明是否定中有肯定，是继承工业文明的技术成就和经济成就，并在树立创造性劳动价值观和幸福观的基础上使工业文明的技术成就和经济成就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崭新文明形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共同构成生态共同体的思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人不仅坚持以实践为基础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而且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以及新发展理念，强调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实现发展的速度、数量和质量的统一，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协调发展，最终形成了包含以“生命共同体”概念为基础的生态本体论和生态方法论、生态生产力发展观、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环境民生论等内容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生态共同体”概念是习近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共同体思想，批判地继承和发展西方生态哲学的有机论哲学世界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的结果。其核心是应当认识到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11]，因此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否则必然会遭到自然的报复。“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12]正是以“生命共同体”概念为基础，习近平提出应当根据当前中国发展的现实回答 “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13]，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原则。[14]而要实现上述奋斗目标，就必须树立“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5]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坚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辩证统一的生态发展观。由于“生命共同体”概念不仅揭示了生态共同体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而且突出了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整体论和系统论的思维方式与方法论，因此习近平提出了既要制定生态治理的严格制度，保持生态治理的底线规则，又要加强生态文化和生态价值观建设，提升人们保护生态资源的道德自觉的“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并把衡量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得失成败的标准归结为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以及是否能给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生态产品，由此形成了“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16]的“环境民生论”，要求我国的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始终立足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应当重点解决人民群众所关注的诸如大气、水、土壤污染等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通过转化发展方式和加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的科学布局，使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增长点，从而切实在保障人民群众生态收益的同时，向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生态公共产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运用于国内生态治理和国际生态治理中。从国内生态治理看，习近平强调必须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制度，“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末端产业对于源头产业的利益补偿”，[17]从而切实保障生态受损地区的生态补偿，协调好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生态利益。从国际环境治理看，习近平强调应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按照造成生态危机的历史责任和民族国家发展的程度，遵循“共同但有差别”的“环境正义”原则，把实现民族国家消除贫困和经济发展、全球环境治理和共同繁荣有机结合起来。他要求我们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与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做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加快建构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共同致力于全球生态治理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四、两种不同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与两种不同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
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同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决定了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的两种不同路径，最终形成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在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论、生态发展观、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论等问题上存在着根本区别。具体来说：
第一，两种不同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决定了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的不同路径。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虽然依据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突破了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要求树立整体论和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但其脱离历史观抽象地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和生态危机的本质归结为人们生态价值观的危机，而不去考察人与自然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过程，不去考察支配人与自然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也看不到生态危机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生态资源占有、分配和使用的生态利益矛盾，这就决定了其理论建构必然仅仅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入手，而不是去考察如何协调人们之间的生态利益矛盾，并把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归结为对人们生态价值观和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因而既无法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现实之路，也必然无法有效地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则在坚持树立整体论、有机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的基础上，坚持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一方面强调人与自然存在着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并能伴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实现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因而人类史与自然史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这就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在探讨生态危机根源这一问题上，不仅要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态价值观问题，而且强调更应当从探讨人与人的关系入手找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并把合理协调人与人的生态利益关系看作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这就决定了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总是从社会制度、生产方式入手，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并反对生态问题讨论上的抽象的伦理话语。可以说，正是生态本体论的不同理论内涵决定了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的不同路径。
第二，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从维护生态共同体的稳定与和谐出发，批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只考虑人类的需要和利益，而否定和忽视人类之外的存在物的需要和利益，进而倡导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它把人类当做生态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并通过贬损人类的价值与尊严来维护生态整体的利益。这种思想在思维方式上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具有完全的一致性，只不过在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偏执于人类的利益不同，其所偏执的是自然的利益。与之不同，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则强调生态价值观只能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强化或缓解生态危机，并反对脱离人类的需要谈论权利义务关系，强调脱离人的需要和利益就无所谓自然的价值和自然的权利，并由此形成了以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为基础，捍卫人类真正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的“人民至上”的价值观。
第三，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建立在这一价值观基础上的科学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而将科学技术运用、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其生态发展观的本质不仅是把生态文明理解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而且是为了维护西方发达国家既有的生活质量，完全不考虑发展中国家人民追求生存的权利。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主张从生产方式入手，而不是从抽象的伦理价值观入手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不冲突，而且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为基础和前提，因为当基本生活需要无法满足时，人们就会以破坏生态环境的方式追求生存。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树立生态生产力发展观，摈弃工业文明的粗放型发展方式，采取生态文明的绿色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有机统一，科学技术的革新和运用能否服务于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不是满足少数人非理性的欲望。
第四，以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和以历史唯物主义话语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在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和对立。以伦理话语的生态共同体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完全脱离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资本全球化，拘泥于抽象的生态伦理价值观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要求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造成的生态破坏后果由所有人承担，这显然是有违环境正义的原则的。不仅如此，其所提出的限制科学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的生态治理论，是建立在忽视西方现代化已经完成，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力图通过现代化消除贫困和追求生存的现实之上的，是一种保护西方国家既有生活质量的西方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以历史唯物主义话语的生态共同体思想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则以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坚持环境民生论，把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目的和归宿，并主张民族国家通过践行绿色发展方式，将消除贫困、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与促进全球环境治理和共同繁荣有机结合起来，因而是一种以环境正义为价值追求，追求生存导向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参考文献：
[1]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M].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8.
[3][4]〔德〕汉斯·萨克斯.生态哲学[M].文韬，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70，193.
[5]〔法〕阿尔贝特·史怀泽.敬畏生命：五十年来的基本论述[M].陈泽环，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9.
[6][10]〔美〕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213，22.
[7]〔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2.
[8][9]〔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133，7.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85.
[12][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94，209.
[13][14][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60，360—364，362.
[17]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194.
Two Path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the Ecological Community
WANG Yuchen
(School of Philosophy,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430073,China)
Abstract:The rise of natural sciences such as ecological sciences has formed an ecological community thought of ethical discourses which focus on the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iscourses.The former breaks away from the historical view 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bstractly,it explores the origin and solution of ecological crisis on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values;the latter always adheres to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the outlook on nature and history,and emphasizes that the characte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depends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The community thought of ethical discourse mainly starts with the re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values to constructs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thus forming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at advocates ecocentric values and opposes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growth;while the ecological community thought in the discours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starts with analyzing the nature of the social system and the mode of production to explore the source and solution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The former is a Western-centrism 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ch guided by the pursuit of quality,and it ignores the rights of peop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the latter is a non-Western-centrism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ory oriented to defend the right of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meet people's elementary needs.
Key words:ecological community;ethical discourses;historical materialism discourses;theor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文章来源：《云梦学刊》2021第五期
作者简介：王雨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17AKS017）；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自选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宣办发[2015]4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