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葛兰西受西方历史主义文化哲学传统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立足于意大利革命实践面临的问题，根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绝对历史主义哲学”，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实证论的解释，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意识形态功能，形成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阿尔都塞批评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是立足于经验主义认识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读，既贬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混淆起来。阿尔都塞由此立足于“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论”的理论总问题，在批判经验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上，通过考察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有针对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历史主义的命题。阿尔都塞对葛兰西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批评的根本目的使马克思主义免受历史主义的侵蚀，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科学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他混淆历史主义理论总问题下的不同理论家之间的差异，使得他对葛兰西的批评并不符合实际，而他的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历史主义的命题，既与他“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论”的理论总问题的缺陷密切相关，本质上是对马克思思想的误读。
[关键词]实践哲学绝对历史主义哲学理论总问题反历史主义
葛兰西始终坚持“哲学、政治、历史三者一致”的原则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之为“实践哲学”，强调“实践哲学”是一种“绝对历史主义哲学”，以反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证主义和机械决定论解释，使他对“实践哲学”的解释具有鲜明的反实证主义、反机械论的决定论的特点，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主义解释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尔都塞对此明确加以反对，认为以葛兰西为代表的这种解释虽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但是也意味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人道主义化、意识形态化的倾向，贬损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原则，并有针对性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反历史主义”的命题。分析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批、评的根源、实质，对于我们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的“历史主义”与“反历史主义”两种路向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一、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哲学”命题的含义与理论特质
葛兰西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实践哲学”，并强调实践哲学是“绝对历史主义哲学”，他的这一观点是他立足于西方历史主义文化哲学传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和意大利革命实践面临的问题，对《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的解读的结果。他关于实践哲学是一种“绝对历史主义哲学”主要包含如下四点含义，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理解。具体说：
第一，哲学与哲学史、文化与文化史不可分割。在葛兰西看来，哲学虽然是哲学家理论创造的结果，但这种理论创造不是凭空的，而是对人们日常生活世界观批判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和对以往的哲学史、文化史反思批判继承的结果。葛兰西对此明确指出，“实践哲学以所有的过去的文化为前提：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卡尔文主义和英国古典经济学，世俗的自由主义和存在于整个现代生活观的根子中的这种历史主义，实践哲学是这整个精神和道德改革运动的顶峰”。他甚至认为“实践哲学等同于黑格尔加大卫·李嘉图”。这不仅决定了不能把哲学同哲学史分开，也不能把文化同文化史分开，而且也意味着实践哲学既是马克思个人的理论创造，又是对以往的哲学史、文化史批判继承的结果。
第二，实践哲学始终秉承历史主义的方式提出和思考问题，这种历史主义的提问方式正是实践哲学的独创性的体现。葛兰西把哲学看作是一种独创性的活动，并以此批判那种把哲学仅仅看作是一种单纯“感受外部世界”的庸俗唯物论哲学和“整理世界”的机械唯物论哲学，认为把哲学看作是一种独创性的活动的开始于德国古典哲学，但德国古典哲学仅仅只是在唯心主义和思辨意义上引入和谈论“创造性”的概念，只有实践哲学“才能使哲学前进一步。它将其自身建立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但又避免了滑入唯我论的任何倾向”。葛兰西进一步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有关论述来说明实践哲学的历史主义提问方式与唯心主义的唯我论的区别，指出实践哲学把人类的独创性活动始终建立在既有的社会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因此，“实践哲学是以前一起历史的结果和顶点。唯心主义和实践哲学都产生于对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中。黑格尔的内在论变成了历史主义或绝对的人道主义”。实践哲学还把这种历史主义提问方式贯彻到底，并以历史主义的方式思考自身的理论。“实践哲学以历史主义的方式思考自身，也就是，它把自己看作是哲学思想的一个暂时阶段。这一点不仅暗含在他的整个体系中，而且也被一个著名的论题所彰显出来。这个论题认为，在历史发展的某一点，其特征是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过渡”。实践哲学的这种历史主义的提问方式使实践哲学超越了以往的哲学，是其哲学独创性这一特质的鲜明体现。“实践哲学不可以混同于或者归结为任何其他哲学。它的独创性不仅在于他对先前哲学的超越，而且也在于，并首先在于它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从头到脚地更新了设想哲学自身的整个方式”。
第三，实践哲学的历史主义维度包含着“生成”的概念和思维方式。葛兰西指《狱中札记》一书中通过区分“进步”和“生成”概念的不同，来说明实践哲学历史主义思维方式的特质。在他看来，“进步”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是以技术为中介在社会和自然关系上建立某种理念，并用这种理念指导社会发展。“进步观念的诞生和发展，是同这样一种广泛流行的意识相一致的：在社会和自然（在自然的观念包括有偶然的和‘非理性’的东西）之间也已达成了某种关系，因而作为整体的人类对于自己的未来更加肯定，并能够‘合理地’构想支配其全部生活的计划”，进步观念在现代立宪国家已经发展为具有政治功能的意识形态；而“生成”观念虽然与“进步”观念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它本质上是一个哲学观念。“在‘生成’观念中，有一种拯救‘进步’的最具体的方面——运动，而且确实是辩证的运动——的企图。这也代表了一种深度的发展，因为人们很容易把进步和庸俗的进化观念联系在一起”。葛兰西基于反对机械决定论的价值立场，在论述实践哲学同机械论哲学的区别时，他反复强调“生成”和“有机”观念的重要性，并以对人的本质问题的看法为例来阐明实践哲学的历史主义维度。在葛兰西看来，人的本质问题是哲学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以前哲学的失误就在于把人的本质看作是预先被规定好了的“感性”或“理性”，这种缺乏历史主义维度的思维方式必然在人的本质问题上陷入到唯心主义的错误中。而实践哲学基于历史主义思维方式，要求在个人、其他人和自然界之间一系列能动的关系中考察人的本质及其个性。因此，葛兰西认为，在人的本质问题上，实践哲学关于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看法最令人满意。因为“包含生成的观念（人‘生成着’随着社会关系的改变而不断变化），而且也因为它对所谓‘一般的人’予以否定”。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一个在个人、社会和自然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生成的。
第四，实践哲学的历史主义维度使它强调哲学、历史与政治三者的一致性。葛兰西的这一观点是他继承西方历史主义文化哲学传统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结果。西方历史主义文化哲学要求区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不同研究对象，反对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直接运用于人文科学研究中，强调历史科学、人文科学既具有普遍的规律，又具有自身的个性，强调把哲学思维和历史思维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把握历史规律；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拉布里奥拉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定义为“实践哲学”，强调人类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经济因素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但他们之间不是简单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他反对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机械决定论式的理解，反对根据唯物史观教条地去列出历史发展的具体时间表，强调唯物史观的核心是“实践哲学”，是从生活进到思想，从劳动生产进到抽象的理论。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劳动中把自己的主观意识结合到劳动过程和人们的交往活动中，思想和理论就是对这一过程的反映。因此，他反对把唯物史观看成是先验、思辨的思想体系，认为唯物史观的基础的劳动实践，进而要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哲学，进而提出了哲学、历史、政治三者一致的思想，要求把哲学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正是在上述历史主义文化哲学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下，结合意大利革命实践中存在的“自发论”和“宿命论”的倾向，葛兰西既反对现代唯心主义哲学思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解，他在《狱中札记》中像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书一样专设《反克罗齐论》一章，在肯定克罗齐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批判克罗齐哲学中的唯心主义缺陷；同时他也批评普列汉诺夫、布哈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机械唯物论理解，这就决定了他既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同时注重阐明阐发的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不同点、特殊性，“人们忘记了在涉及一个非常普通的用语[历史唯物主义]的情况下，人们应当把重点放在第一个术语——‘历史的’——而不是放在具有形而上学根源的第二个术语上面”。不仅如此，他强调实践哲学的目的并非是要发现某种不变的历史规律，而在于要通过发挥其政治意识形态功能，通过传播无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改变人们的心态。他强调“实践哲学”既不是哲学家的纯思辨的产物，也决非那种机械唯物论的哲学，而是时代的产物，并且必然要进一步转化到政治实践活动中。“一个历史时代的哲学，无非是那个时代本身的‘历史’，无非是领导集团成功地加诸于世代承传下来的现实的大量变动。在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和哲学不可分割”。
葛兰西关于实践哲学是一种“绝对历史主义哲学”的命题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的理解。一方面，他强调实践哲学虽然是马克思理论创造的结果，但这种创造却并非马克思凭空思辨的产物，而是马克思对以往的哲学、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实践哲学既包括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本体论，体现为是以实践为中介，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学说；同时，根据哲学、历史和政治三者一致的历史主义原则，实践哲学必然要落实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展现为一种日常生活批判、文化批判和政治意识形态批判，从而形成一种统一的无产阶级的“集体意识”，最终夺取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二、阿尔都塞对葛兰西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批评
与葛兰西强调实践哲学是“绝对的历史主义哲学”的命题不同，阿尔都塞在分析葛兰西提出上述命题的原因之后，明确反对葛兰西的上述观点，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历史主义”的命题，他们之间的分歧与对立既根源于二者在理论总问题上不同，也根源于他们理论探索的不同目的。
阿尔都塞肯定葛兰西把实践哲学解释为“绝对历史主义哲学”的命题具有批判和论战的性质，认为葛兰西主要是为了批判当时一切对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解释，并力图建立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说：第二国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为经济决定论、技术还原论，把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历史必然性解释为数学意义上的必然性，混淆了历史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从而导致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注重对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培养，造成了工人阶级意识主观精神的缺失和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卢森堡和梅林对这种决定论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批评，这一批评被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所继承和发展，并逐步形成了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解释模式。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论断的“首要的作用是：（1）根绝一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而上学的解释；（2）以‘实践’概念的形式指明在何处和如何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以便割断同先前的形而上学的一切联系”。但是阿尔都塞认为这种解释模式存在着下列问题。具体说：第一，葛兰西是在受克罗齐宗教理论的影响之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为“绝对的历史主义”，其结果是把宗教、意识形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起来，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宗教或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贬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第二，以葛兰西为代表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主义的解释虽然表达了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和抗议，力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但他们的这种抗议和力图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做法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因为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主义解读的问题在于只注重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或者忽视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存在，或者把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混为一团。因此，“葛兰西往往倾向于用同一个术语把历史科学理论（历史唯物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统一起来，并把这种统一思考为一种‘世界观’或一种总之能够同旧的宗教相比较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强调，葛兰西的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解读的必然后果是为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而不得不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第三，阿尔都塞把对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主义解读的批判上升为对从卢森堡、卢卡奇等所有的历史主义解读的批判，强调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主义解读的最终结果必然会导致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现，只不过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哲学不同，这是一种“左派”的人道主义理论。这种“左派”人道主义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解释，把无产阶级看作是人的本质的承担者，无产阶级因此承担着去完成把人从异化的生存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历史使命。阿尔都塞进一步从三个方面分析了葛兰西、卢卡奇等人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历史主义的原因。具体说：
第一，由于葛兰西、卢卡奇等人他们立足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立场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因为他们秉承的经验主义认识论总问题，无法真正说清楚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的根本区别。阿尔都塞强调理论总问题支配了理论家的理论生产方式，而理论总问题又必须应当运用“症候阅读法”才能从隐藏在理论家理论文本深处中挖掘出来，因此，他反对由经验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总问题所支配的“直接阅读法”来解读理论家的思想，并由此揭示经验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总问题的内涵与缺失。在他看来，经验主义认识论的理论“总问题”有两个特点：一是把认识看成是主体通过抽象活动把现实对象的本质抽象出来并占有现实对象本质。因此经验主义认识论把认识对象看作是由纯粹的本质和非纯粹的本质，或者是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所构成的“现实”，认识的职能因此就在于通过抽象活动把对象中本质的东西和非本质的东西区分开来，这就意味着认识实际上已经存在于它所要认识的现实对象中，认识不过是认识对象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二是经验主义认识论把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之间的差别被归结为现实对象内部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别，实际上是把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混同起来了。阿尔都塞根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正确的科学方法是要从抽象出发，最后在思维中导致具体的出现的论述，强调存在着认识过程中存在着通过抽象产生出的认识对象“思维具体”和存在于人之外的客观对象的“实在具体”，认为不应当把“思维具体”与“实在具体”、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二者混为一团，而这也正是经验主义认识论存在的缺陷和问题。阿尔都塞进一步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不仅区分了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的不同，而且还区分了认识对象的生产过程和现实对象的生产过程的不同，指出现实对象的生产过程完全是在现实中进行的，是按照现实发生过程的现实顺序（历史发生过程各环节的顺序）完成的。相反，认识对象的生产过程却完全是在现实中进行的，是按照另一种顺序在头脑和思维中完成的。阿尔都塞由此强调如果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区分“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的理论总问题的立场的话，我们就必须抛弃“逻辑顺序”与“历史顺序”相一致的神话。阿尔都塞由此指出马克思强调“逻辑顺序”和“历史顺序”的“同一性”是偶然的、巧合的，甚至认为它们之间的顺序存在着“相反”的关系。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源在于“逻辑顺序”是在认识过程中思维的产物，而“逻辑顺序”是由思维整体的内在结构所决定的，与具体现实没有内在的联系。阿尔都塞由此认为马克思对近代哲学和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主要体现在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总问题”，这种理论“总问题”的核心是“把现实与思维区分开来的原则、现实及其各个不同方面即现实的具体、现实的过程、现实的整体等是一回事；现实的思维及其各个不同方面即思维的过程、思维的整体、思维的具体是另一回事”。阿尔都塞由此批评经验主义认识论关于认识正确性的标准在于认识是否符合现实的观点斥之为“镜子式的反映论”，是一种立足于主、客体划分、混淆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区别的意识形态理论，强调只有破除经验主义认识论，才能真正把握理论认识和理论生产的特殊性，阿尔都塞由此提出了“理论实践”的概念，其含义是把理论生产看作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认识加工为科学的理论。阿尔都塞正是借助“理论实践”的概念，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超越的核心在于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一切科学的认识过程都是从抽象和从一般开始的，而不是从实在具体开始的，那种企图从具体的个体中抽象出纯粹本质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在阿尔都塞看来不过是意识形态的神话。因此，阿尔都塞强调，马克思就是在抛弃了近代经验主义认识论的总问题后，而实现哲学的革命变革的，而决不能葛兰西、卢卡奇等人那样立足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立场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二，由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资本论》等著作中，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非历史的、永恒的、固定不变的和抽象的概念，强调应当赋予这些范畴以历史的性质才能说明和理解它们的相对性和暂时性，葛兰西等人由此得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主义哲学的结论。阿尔都塞认为这本质上是一种误读。因为马克思的上述批判并不是他最终的真正的批判，而且这个批判是肤浅和含糊不清的，它也表明“马克思在理论上对自身的判断尚未完成，因而不仅力图否定他、诋毁他的反对者那里，而且首先在他的拥护者那里引起了极其严重的误解”。这种误解的问题在于：既然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范畴和概念具有非历史性的特点，那么，马克思只要赋予这些经济范畴和概念历史性，就完成了理论的变革。在阿尔都塞看来，这种误解涉及到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因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具有历史性特点，这就是说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改造本质上就是把古典经济学黑格尔化。
第三，由于马克思还没有明确地思考他的思想同自己的先驱者的区别，以至于借用他的先驱黑格尔的概念来表达他的思想，也是造成人们误读马克思思想的原因。阿尔都塞反复强调，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我们不应该仅仅只看马克思使用了什么概念，更不应该因为马克思使用了旧哲学和旧理论所使用的概念，就忽视马克思的思想同以往哲学和理论的差别，关键是要看马克思从事理论思考的总问题是什么。因为即便是马克思已经实现了理论总问题的转换，但是由于新概念往往并非科学理论创立之时就出现的，这使得马克思依然是借用黑格尔的概念表达他的科学理论。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混同于黑格尔哲学，而马克思的后继者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历史主义的解读，是因为他们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的确具有自己的依据，因而后继者坚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主义解读符合马克思的原意。阿尔都塞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主义的解读的依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马克思对产生全部历史科学对象的条件的说明。因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中指出：“全部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对象是已经生成的对象，是结果，而且也表明，对这个对象的认识活动也是由这个既与的现实存在，即既与的现实要素所规定的”。也就是说，关于历史科学的任何科学都必然会涉及到既与的历史对象、现实存在，即已经成为历史的结果的对象。马克思的后继者们正是根据马克思的以上论述把所谓“既与的现实”理解为“历史的现实存在”黑格尔式的“同时代”的范畴；第二类关涉到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人都不能超越它所处的时代条件”以及人们只能认识到他的时代所能认识的东西这句话上。人们正是根据经验主义的直接阅读法把这句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是历史主义的证据。阿尔都塞基于以上分析，明确提出了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反历史主义”的理论主张。
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历史主义，阿尔都塞通过分析马克思与黑格尔历史概念、社会观、社会结构的不同，阐明马克思实际上是通过从根本上改造黑格尔哲学，并与黑格尔思想决裂而实现其哲学革命变革的。阿尔都塞认为黑格尔的历史概念具有“时代的同质的连续性”和“同时代性”两个基本特征。所谓“时代的同质的连续性”是指所谓“历史”不过是绝对理念辩证发展的连续性的反映，这样绝对理念有多少发展环节，历史的连续性就可以由此被精确地切割成多少历史时期；所谓“同时代性”则是指历史时代的本质与社会整体结构的本质具有直接同一的特点。换句话说，由于黑格尔把绝对理念看作是历史的本原，这样一切历史时代的本质不过就是绝对理念的体现，它们都不过只是切割了同一历史本质而已，阿尔都塞称之为“本质的切割”。黑格尔的历史主义的基本结构就是“同时代性，这种同时代性提供了在本质切割中进行阅读的可能性”。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建立在经验主义理论“总问题”基础上的历史观。之所以说马克思的历史观不是建立在经验主义理论“总问题”基础上的历史观，是因为马克思不仅仅只是颠倒了黑格尔的历史观，更重要的是改造了黑格尔历史观的社会结构理论，从而形成了不同于黑格尔的整体观。在黑格尔那里，社会结构整体是由“绝对理念”所决定的，“绝对理念”是社会结构整体和不同组成部分的本质；而在马克思那里，社会结构是一个分层次、具有主导结构和有机联系的复杂整体，在这个多层次的复杂整体中，一方面每个层次中都具有其支配作用的结构，阿尔都塞把这种其支配作用的结构称为“经济结构”；另一方面，由不同层次的结构组成的社会整体结构中，既具有起主导作用和支配作用的结构，同时那些处于被支配地位的结构又反作用于起主导和支配地位的结构。可以说，在黑格尔那里，社会结构不同层次的存在的本质是同一的，无法真正思考社会结构中不同层次的发展规律和本质，无法真正把握历史不同层次运动规律的特殊性和相对自主性；而马克思则把社会结构看作是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律和相对独立性的多层次结构，而这种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又服从于社会结构整体的发展规律，因此，马克思的历史时代概念只能建立在“属于一定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所构成的社会整体的起主导作用并具有不同联系的复杂结构的基础之上，历史时代概念的内容只能被确定为或者作为整体或者作为在各个‘层次’上被考察的这一社会整体的结构”。阿尔都塞由此强调马克思的历史时代概念的对象不是经验主义历史观所说的具体的历史事实，而是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之间不用层次之间的关系和社会整体本身。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历史观是把具体的历史事实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实际上是把“具体实在”看作是理论实践的对象，是一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和意识形态在起作用。而马克思则破除了对历史的经验主义的解释模式，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概念理解为所谓的“现实对象”，那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概念理解成了一个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他由此强调不能把《资本论》一书中的历史理论归结为对对具体历史认识的结果，而是对经济理论进行理论加工和理论改造的结果，是马克思把古典经济学理论当作理论加工的原料，运用其辩证法进行理论实践创造的结果，其本质上是不同于黑格尔历史主义的反历史主义理论。
三、阿尔都塞对葛兰西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批评的理论得失
阿尔都塞批评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既与他们在理论总问题上存在的区别有关，又与他们理论探索的不同目的相关。考察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的批评的理论得失，正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从他们所秉承的理论总问题看，葛兰西秉承的是历史主义文化哲学的理论总问题，而阿尔都塞秉承的是“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论”认识论的理论总问题。如前所述，葛兰西对实践哲学的阐释深受西方历史主义文化哲学传统和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历史主义文化哲学的核心是反对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直接运用于人文科学与历史科学中，主张哲学、历史和政治三者的一致性。西方历史主义文化哲学传统的萌芽于意大利思想家维科在《新科学》一书中提出的“人类历史是人本身的产物”、“历史和哲学相一致”两个命题，这两个命题一方面肯定了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强调不能因为历史事件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而否定人类把握历史规律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强调不能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规律强加给历史，应当通过实现哲学思维与历史思维的有机统一来把握历史规律。他的上述思想为德国思想家赫尔德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历史主义的原则，即既肯定历史总体规律和特性是能够为人们所把握的，又肯定不同民族在不同时代的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个性和价值，强调不能用某种既定的普遍标准来衡量其价值。赫尔德的这种历史主义原则被狄尔泰、文德尔班等人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现代的反实证主义的历史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思潮。他们把历史和哲学结合起来而创立了“精神科学”，即人文科学。他们一反近代西方哲学把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为对象的传统，把康德的理性批判扩展到文化批判和历史批判，强调自然科学主要依靠理性、逻辑和经验来认识自然界的规律，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生命、精神活动以及由这种精神所创造的文化世界，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采用解释、体验、领悟等人文科学方法把握历史的内在精神，寻找历史事件的文化意义和人的生命意义。他们的这一思想又被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所继承和发展，并进一步把批判的领域扩大到整个西方的传统形而上学，构成了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复兴。这股文化哲学思潮同样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可以看出，历史主义文化哲学传统经历了一个多流派的发展过程，虽然其共同点是强调人文科学、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但是不同的理论家却有不同的理论侧重点。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秉承历史主义文化哲学思维方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那里。阿尔都塞把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斥之为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并把卢森堡、卢卡奇等人也归到这一理论谱系中展开批判，混淆了这一理论谱系中不同理论家之间的理论差异。应该说葛兰西与卢森堡、卢卡奇等人具有共同点，即都坚持历史主义原则，但他们之间又存在这本质的区别。具体说：卢森堡虽然注重无产阶级的自发性在革命中的作用，但她更加重视对经济必然性的论述；而卢卡奇、葛兰西虽然赞扬卢森堡的自发性思想，但更加重视的是文化意识形态批判，并对卢森堡注重经济必然性的思想提出过批评。葛兰西在批评卢森堡的《总罢工——党和工会》一书时指出：“罗莎的这本书试图从理论上总结1905年的历史经验，不过做得有点仓促，甚至有点肤浅。她在事实上忽略了‘志愿’和组织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事件进程中流传之广，作用之大远远超出了罗莎本人——由于某种‘经济主义’和自发论的偏见——所作的估计”。因此，如果说卢森堡主要论述的是经济必然性规律的话，而卢卡奇与葛兰西注重研究的是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相对了独立于经济基础的发展规律。阿尔都塞显然只看到了他们作为坚持历史主义原则的共性，而忽视了他们之间的差别；不仅如此，阿尔都塞错误地把他们之间的理论“总问题”混为一团。卢森堡、卢卡奇、葛兰西等人虽然都坚持历史主义原则，但历史主义原则只是他们的哲学价值取向，而不是他们的哲学理论“总问题”。从哲学“理论总问题”看，卢森堡的理论“总问题”主要是探讨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经济必然性，而卢卡奇、葛兰西的理论“总问题”则主要是探讨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因素发展的规律，并力图在经济必然性和文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之间实现一种平衡，实现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有机结合。具体说：
卢卡奇和葛兰西都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解释，都强调人的主观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卢卡奇主要是从区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和哲学研究方法的不同，提出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总体性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基础，并以此强调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功能，培育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对于西方革命的重要性。但是，卢卡奇把“总体性辩证法”既看作是一种主体性辩证法，又认为“总体性辩证法”只能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进而反对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论述，这一方面意味着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或社会理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他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的中介“劳动”这一范畴。与卢卡奇主要从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与功能不同，葛兰西主要是通过区分哲学与科学的不同研究对象，来阐明实践哲学的特质与功能。虽然葛兰西也把实践哲学看作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注重对上层建筑和文化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他很好地解决了历史发展进程中主客观因素的关系。阿尔都塞批评葛兰西受克罗齐的影响，把宗教、意识形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同起来，没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宗教或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贬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的批评是难以成立的。这是因为葛兰西不仅在《狱中札记》一书中系统批判了克罗齐的唯心主义哲学，而且在论述实践哲学的特质时，他一方面强调实践哲学是一种创造性的哲学，另一方面又通过论述“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时，既批判了机械论哲学，又指出那种把“创造性活动”理解为脱离外部世界制约的活动又必然陷入到唯心主义的唯我论。因此，只能把“创造性活动”理解为“把‘意志’（归根结底它等于实践活动或政治活动）作为哲学的基础。但是，这种意志必须是合理的意志，而不是任意的意志；只有这种意志符合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或只有在它是正在逐步实现中的普遍历史本身的时候，它才能够实现”。葛兰西把如何处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看作是实践哲学提出的最关键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也就无法解决。他在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决定作用的同时，又认为“结构和上层建筑形成一个‘历史的集团’。也就是说，复杂的、矛盾的和互不协调的上层建筑的总和是社会关系总和的反映”。而且他反复强调意识形态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因此必须明了如下三点“1．把意识形态看作不同于结构的东西，并断言不是意识形态改变结构，而是结构改变意识形态；2．断言一种既定的政治解决办法是‘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不足以改变结构的，虽然它自认为能够这样；断言它是无用的，愚蠢的等等；3．人们然后转而断言每种意识形态都是‘纯粹的’现象，无用而愚蠢，等等”。应该说，阿尔都塞之所以对葛兰西展开了错误的批判，是因为他并没有区分清楚秉承历史主义总问题的理论家存在着差异，更没有认识到葛兰西理论总问题的特质，错误地将他们都当做革命的人道主义理论“总问题”进行批判，当然无法说清楚葛兰西的“绝对历史主义”的实质，
阿尔都塞批评葛兰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理论探索的理论目的存在着区别。应当肯定的是，阿尔都塞与葛兰西一样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但是对于葛兰西而言，他理论探索的主要目的是反对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机械决定论、经济决定论解释模式，其理论探索的目的和落脚点在于通过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形成无产阶级统一的“集体意志”，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无产阶级领导权。而阿尔都塞认为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流行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解释，贬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他理论探索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同时，他又反对当时马克思主义阵营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实用主义的态度，进而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片面强调其政治意识形态功能的做法，其理论探索的目的和落脚点是既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又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阿尔都塞是从“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论”这一理论总问题出发解决上述问题的。在他看来，科学与意识形态是对立的理论总问题，科学的职能是提供科学认识，意识形态则与科学认识无关，仅仅表达一定阶级的愿望和需要。马克思的思想正是通过经历从意识形态时期向科学时期的“认识论断裂”，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划分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两部分，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特征是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反经验主义、反历史主义”，其内容则是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多元决定论”；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仅仅以一种实践状态存在，需要我们从理论上予以阐发，他进一步通过论述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阐发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内涵与特质。在阿尔都塞看来，新哲学的产生总是科学发现的回响，新哲学是依靠科学的诱发而产生和发展的，哲学总是落后于科学，历史上的每一次科学发现都引起了哲学的巨大变革，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这就不仅会引发哲学上的改组，而且也决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必然落后于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为了阐发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内涵与特征，他提出了“理论实践”的概念，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只在思维领域存在，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意识形态的玷污，保证其理论的科学性，其职能则是为人们提供科学认识，与意识形态无关；他在《保卫马克思》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规定为“关于理论实践的理论”，强调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对于科学的理论实践的一般方法论指导意义，为了解决人们对他这一规定的“理论主义”的批评，他在《列宁和哲学》中进一步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规定为是“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应该说，阿尔都塞把哲学定义为“理论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为了解决他在《保卫马克思》所犯的“理论主义”的错误。他的思路实际上是一方面把历史唯物主义科学限制在思维领域，只提供科学认识而不具有意识形态职能；另一方面又认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政治的工具，这样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但是应该看到，由于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看作是非科学的“虚假意识”，这样他也就必然否定作为意识形态基础和核心的哲学所包含的客观内容——人和世界、人和人的关系问题，它主要体现为一种世界观。这种否定实际上是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上升为包括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内的所有意识形态是虚假的错误结论，这就决定了他所谓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功能的要求和愿望必然落空。
他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的反历史主义的命题的目的是免受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侵蚀，由于历史主义总是强调个体的和历史的经验的重要性，这就决定了历史主义有可能陷入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失误中，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纯洁性，避免马克思主义理论遭受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影响，这是他反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主义解释的深层根源，也是值得肯定的。晚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信对此指出：“阿尔都塞批判‘人文主义’，并把早期——人类学的或‘存在主义的’——马克思同后期的《资本论》的结构主义和共时性模式的马克思有系统地分离开来，这样做是强有力和及时的；我们可以在现在的语境中重写阿尔都塞的‘人文主义’主题，把它看作是对我们的警告，任何关于‘人类本性’的人类学和宣言，都毫无例外地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但我们也应该指出的是：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命题，一方面是建立在混淆马克思、恩格斯与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区别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与他的哲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在缺陷所致。原本历史研究中既需要共时态的结构研究法，也需要历时态的历史主义研究法，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的研究鲜明地体现了这种辩证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历史主义研究的研究方法，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等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他们又根据结构主义研究方法，强调无论哪种社会形态，都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生产模式，他们正是把结构分析方法与历史分析方法有机结合，而超越近代哲学和经济学，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的。而阿尔都塞的哲学研究方法强调的共时态的结构分析法，排斥和否定历时态的历史研究方法，并把历史研究方法作为一种非科学的经验研究方法加以批判，这就决定了他立足于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也必然得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历史主义”的结论。
作者：王雨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建锋：四川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发表时间：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