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马尔库什将马克思的技术理论分为一般模式和历史模式。在一般模式下，从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出发，马尔库什将劳动视为同社会形式（社会关系）相分离的纯粹技术过程，认为技术拥有本质上固定不变的结构，没有任何历史性的变化，其单一发展逻辑适用于一切人类社会。在历史模式下，马尔库什看到马克思技术理论的复杂性，但认为马克思的技术理论充满张力。我们只有澄清马尔库什对马克思技术理论的误解，坚持历史性、总体性和批判性的方法，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技术理论的真实意蕴。
[关键词] 马尔库什马克思技术一般模式历史模式
如何看待技术的发展及其后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论题。就技术与人类解放的关系而言，究竟应该在一般意义上赞美技术进步还是在批判的意义上质疑技术，并不能简单作出回答。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曾出现两种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必将消除资本主义加诸于技术（生产力）发展上的一切束缚和非人道扭曲，这意味着技术（生产力）的彻底实现以及人对自然的全面支配。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技术原则完全不同，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革，实现了由主宰自然到解放自然的翻转。布达佩斯学派理论家马尔库什（Georg Markus）认为上述两种观点恰好反映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对峙，前者以考茨基、库诺、列宁和布哈林为代表，后者以本雅明、布洛赫、马尔库塞和阿多诺为代表。马尔库什并没有忽略例外情况，如在批判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卢卡奇和哈贝马斯的理论有时会表现出实证主义的特征，而唯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有时表现为新技术的浪漫主义的支持者。马尔库什并不完全认同上述观点，他对马克思的技术理论做了新的解读，区分了马克思技术理论的一般模式和历史模式，并尝试着分析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的内在张力。马尔库什对马克思的技术理论存在误读，只有明辨是非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技术理论。
一、内容与形式二分法视域下的马克思技术理论
马尔库什对马克思技术理论的审视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的，他更关注成熟期马克思思想中的技术理论，其独特性在于对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二分法的运用。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曾说过，“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可见，生产是一个双向过程，“既意味着人施加于自然并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行动（生产过程及其结果的‘物质内容’），又意味着作为人与人相互作用的固定形式的确定的社会功能（构成了生产的‘社会形式’）的产生和复制。”马尔库什对马克思技术理论的分析便建立在这一内容与形式二分法基础之上。在他看来，二分法在马克思思想中是以“一体两翼”的结构形式呈现的，当马克思在整体上分析社会物质生活时，它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当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的生产方式时，它表现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按照普殊同（Moishe Postone）的观点，这里涉及两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一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模式，它基于对劳动的超历史理解，另一种是真正批判的理解模式，它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特定劳动方式的理解。二者的根本差别在于，“前者是将资本主义作为现代社会内部一种阶级剥削与阶级统治的形式而加以批判性的分析，而后者是对现代社会形式本身的批判性分析。”
与普殊同强调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以及社会关系的中介作用不同，马尔库什倾向于从内容与形式二分法出发将劳动视为一个技术过程。马尔库什先援引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句话：“正如对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的考察属于商品学一样，对实际的劳动过程的考察属于工艺学。”马尔库什接着援引《资本论》中的一段论述：“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马尔库什试图表明，马克思倾向于把劳动视为一个技术过程，这意味着，对劳动进行一种抽象分析是合法的，物质内容（技术）与社会形式（生产关系）可以实现分离。这种对劳动和技术的理解忽略了资本主义劳动形式的特殊性，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市场分配机制和剥削制度。其实，马尔库什误解了马克思相关论述的具体语境，马克思只是在比喻的意义上谈论工艺学和商品学。马克思既反对把劳动过程视为工艺学，也反对把使用价值纳入商品学的考察范围，这里透漏出的恰好是否定性的意涵。马克思当然看到了劳动过程与技术之间的关联，但他反对仅仅强调这种关联。马克思从不否认具体劳动（技术过程）的意义，但他分析的重心却是资本主义社会特定形式的劳动和技术发展过程，这种特定类型的劳动由特定的生产关系决定，同时又决定着人们特定的实践方式，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均源于此。后来，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专门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就是要人们留意“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在他看来，任何对一般劳动所做的抽象探讨均“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从“劳动过程=技术过程”出发，马尔库什引申出如下六点结论。
第一，“劳动作为技术活动，是人类特有的方式，是能动的、实践性的、同自然本身相互作用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必须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其他可能形式——理论的、美学的、宗教的，等等——相区别。”马尔库什之所以强调劳动的技术属性（物质内容）和社会规范（社会形式）相分离，与当前社会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带来的负面问题有关。用社会批判理论的术语表达，就是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系统侵占生活世界。强调技术过程的独立性以及同社会规范相分离，目的是实现理性的平衡，恢复生活世界的意义。但马尔库什的观点有时又充满矛盾，如果劳动是纯粹的技术活动，不包含任何人与人的关系，又如何将它同动物活动区分开来呢？离开理论的、美学的、宗教的形式谈实践，只能将实践化约为单纯的物质生产活动，这种理解模式虽然可以保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方向，却忽视了实践活动的价值维度和超越属性。事实上，马克思反对抽象地谈论劳动、实践和生产，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才仅仅关注劳动的纯粹技术层面。
第二，劳动构成了一切社会形式有效的基本关系，其结构在历史上保持不变，可以单独根据社会规定性和技术发展水平进行界定。技术性的劳动可进一步细分为劳动对象、劳动手段和劳动者，所有要素都具有超历史的特征，适用于一切人类社会形式。把马克思的技术理论理解为一般技术理论，而不是特定的技术批判理论，这种观点仍属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框架。马克思在论及技术时的确谈到了劳动的三个要素，但他的着力点不是阐释这些要素，而是要阐明这些要素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如何被整合，又如何相互分离。从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出发，马尔库什认为可以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别进行考察，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证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没有问题，只是生产关系存在缺陷。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仅仅是在生产关系层面超越资本主义，在劳动技术层面只能是一种承继和实现的关系。这一分析思路正是普殊同批判的以一般劳动为基点的批判理论，由于将批判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外部机制，它必定无法实现对现代社会的内在超越。马尔库什虽然援引了马克思本人的论述，但并不能证明上述观点。马克思并没有忽视使用价值、具体劳动、劳动资料的重要性，马克思十分清楚这些事物早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就已普遍存在，要强调的是，仅仅停留于对上述事物的一般描述是不充分的，应该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揭示其历史局限性和现实可能性。过分关注劳动的一般属性，将之非历史化和永恒化的做法无法洞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而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第三，如果劳动和技术存在任何历史性的变化，那么只能是同化意义上的积累。马尔库什认为这是马克思的观点，因为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曾指出：“真正‘积累’起来的，但不是作为死的物质，而是作为活的东西‘积累’起来的，是工人的技能，是劳动的发展程度。”其实，这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观点，而是霍吉斯金的观点，马尔库什没有留意“在霍吉斯金看来”这一限定性的说明。马克思并不否认工人技能积累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但他反对霍吉斯金仅仅强调工人技能积累的做法，因为劳动还必须考虑物质工具这一客观方面。马克思还在社会生产力的积累与达尔文进化论的生物性遗传积累之间进行了类比，强调“积累在这里就是把已承受下来的、被实现了的东西加以同化、继续保存并进行改造”，但马克思并未将二者等同起来。生物有机体可以被看成活的主体遗传积累的产物，但作为复杂有机体的人类社会则不能仅仅归为自然关系，在这里积累不仅是一个自然过程，而且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与达尔文的自然进化论不同，马克思从不忽视技术在纯自然属性方面的积累，但他更强调积累被特定的社会关系所中介，他对技术积累问题的探讨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马尔库什认为马克思坚持非历史的、一般的技术理论，这是一种误读。
第四，技术发展不仅具有连续同化的特性以及本质不变的结构，还具有清晰独特的方向，即社会物质财富以及人类能力和需求的不断增长。必须指出，马克思并不反对社会物质财富以及人类能力和需求的增长，因为这是社会主义实现的根本保障，但他并不是停留在对这些要素的一般性关注上，而是关注其实现方式。一方面，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人们应该从事创造性的活动，这些活动与物质财富的积累没有直接联系；另一方面，马克思区分了社会物质财富和价值，他不仅关注一般意义上的物质财富生产，更关注物质财富以何种方式生产出来。正如普殊同分析的，马克思不反对物质财富，但反对把价值作为社会物质财富的衡量方式，因为价值关系的介入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了异化的特征。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单纯的物质财富生产上，就会掩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进而将其非历史化和永恒化。
马尔库什还分析了衡量劳动进步的标准即劳动生产率的问题。马尔库什认为马克思分享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预设，这就意味着，衡量劳动生产率、技术发展水平以及物质财富的标准只能是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在于，马克思在事实层面上认可的事物并不一定在价值立场上也肯定它。马克思承认劳动生产率、物质财富增长以及技术进步的内在一致性，认为它们都与劳动时间的耗费相关联。但若是仅仅停留在这一认知层面，就与国民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立场没有实质差别了。马克思坚持的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关注的是价值关系作为普遍的中介形式对社会的建构和影响。马尔库什强调一般劳动（技术过程）和物质财富的生产，这仍停留在使用价值（具体劳动）层面看问题，而得出这一结论与他过分倚重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有关。在这种分析模式下，劳动的社会规定性被祛除，变成了纯粹的技术过程，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劳动与生产却是被社会所规定，并具有规定性的”。
第五，马克思的技术理论暗含了一种单一的普遍发展逻辑，该逻辑既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适用于未来社会。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关系的讨论表明，技术进步将导致复杂劳动简单化，这就为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直接掌管生产过程提供了现实可能性。马尔库什此处的分析仍然属于技术主义路线，从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出发，有意弱化了社会关系对技术发展的影响。
第六，技术演进与历史发展紧密相联，只有比较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社会才能阐明技术问题。马尔库什强调，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基本上处于既定社会关系的包裹之中，技术效率从属于社会整合的需要，物质财富的增长受制于特定类型的共同体，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一旦僭越界限就会被消灭。资本主义社会打碎了一切阻碍生产力和技术发展的禁锢，人们凭借技术理性处理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的关系，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分离，但实际上用一种新的社会形式束缚了物质内容。马尔库什发现，资本主义的技术规则（内容）与社会规则（形式）再度融合到了一起，但与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新的融合是以社会形式臣服于资本为代价的，因此表现为抽象劳动（交换价值）对人的统治。更进一步，马尔库什认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将真正实现内容和形式的分离，而马克思关于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的论述以及恩格斯对物的管理和人的管理关系的探讨为此规划了蓝图。
二、马克思技术理论中的历史性阐释模式
当马尔库什运用内容与形式二分法分析马克思的技术理论时，倾向于抽象孤立地看待技术，夸大技术与社会关系的对立，进而得出一系列片面结论。但作为一个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马尔库什有时也能够体察到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他发现马克思除了对技术进行一般性的探讨，提出一种一般技术理论外，还对特定的技术形式进行批判性的解读，提出一种特定的技术批判理论。
第一，按照马克思的一般技术理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衡量历史进步的标准。但在历史性的语境中，马克思的技术批判理论又提出新的观点。马克思多次使用“劳动时间的空隙”来标识劳动时间的密度，同样是8个小时的工作，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强度就不一样，因为前者的劳动时间空隙大于后者。对于这一现象马克思解释道：“一个在制品的生产中依次完成各个局部过程的手工业者，必须时而变更位置，时而调换工具。由一种操作转到另一种操作会打断他的劳动进程，造成他的工作日中某种空隙。]如果“劳动时间空隙论”成立，那就表明用劳动时间衡量劳动生产率的做法并不完全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时间成为衡量劳动生产率的标准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并不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另一个例证是马克思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的角度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界定。马克思指出，“在使用价值占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情况下，劳动时间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这种类型的社会里，超额劳动不过是为了给统治者增加有限的、宗法式的财富。这时，个人的需要和产品的生产都是有限的，即便有交换，也是偶然的、附带意义上的，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更未能成为支配性的生产方式。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物质生产日益摆脱了个人的直接需要，生产的目的从过去那种具体的使用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大写的“一”再次统治了“多”，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经济使生产本身成为无限的，延长劳动时间便具有了决定性的意义。虽然追逐交换价值为资本主义造就了无穷的动力，但是资本逻辑的支配让人们坠入了异化的深渊。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延长劳动时间的意愿更为强烈，奴隶主的鞭子远不能达及资本关系的强制所提供的劳动强度。可见，马克思并不是一味强调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反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交换价值和抽象劳动时间的统治，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成为衡量技术发展的标准不过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产物。
马尔库什进一步指出，即便我们把分析限定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概念仍然晦暗不明。一般认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但这个界定无法在严格意义上反映技术发展的水平。一是忽略了质和量的差别，衡量社会物质财富，不仅要看产品的数量，还要看产品种类的多样性，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多方面的需要；二是定义过于宽泛，无法确定技术进步的范围。马克思在阐明机器的积极作用时强调，“必须把社会生产过程的发展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同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区别开来。”这就表明，马克思意识到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和提高剥削程度得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增长”。马克思不否认这“是”一种增长，但认为“不应该”这样增长。马尔库什从内容/形式的二分法出发，试图分离技术过程和社会关系，并把价值判断剔除，结果陷入了实证主义的窠臼。尽管他偶尔瞥见了马克思批判理论中的历史性维度，意识到了交换价值的强制作用，但未能对此做出深刻的分析和批判。
第二，马尔库什认为马克思的一般技术理论是一种工具中心论，该理论将生产工具视为衡量技术发展最重要的标准。但当马克思对生产工具进行具体的、历史的探讨时，工具中心论又几乎被消除。我们知道，马克思区分了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和“实际从属”，前者对应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后者对应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认为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更致命，在此过程中不仅工艺流程发生了变化，工人同生产和资本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不仅是形式上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劳动过程本身也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意图表明，只有当劳动实际从属资本出现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真正得以确立。这并不是说早期资本主义生产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是说只有发展到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社会才创立出一种新的物质生产方式，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出新的实践模式，生产工具（机器）才真正进入劳动过程的中心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马尔库什关于马克思是技术中心论者的论断是错误的，只有抽象孤立地理解技术才会形成技术中心论，而马克思总是历史地、具体地探讨技术。马尔库什认为马克思有两种相互冲突的技术理论模式，但事实上只有关于技术的批判理论，技术的一般阐释模式并不存在。
第三，马尔库什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诸要素的分析不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仅适用于工场手工业时期，其普遍性很难站得住脚。例如，就传统社会的农业而言，土地在劳动过程中就既是劳动对象，又是劳动条件（工具）。不难看出，马尔库什仍然囿于一种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该模式未能识别马克思历史的、具体的批判方法，对劳动过程仍进行一种抽象分析，即认为诸要素普遍适用于整个人类历史时期。事实上，马克思在探讨生产要素时，并没有夸大这些要素的适用范围，恰恰相反，他总是坚持历史性原则，聚焦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人类历史阶段。
第四，马尔库什认为，马克思关于活劳动和简单协作的界定无法为技术演进提供普遍标准。从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出发，马尔库什将物质-技术的劳动过程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分离开来，认为活劳动作为“个体（历史地形成的个体）的身体活动”是“反常的孤立的人在没有任何社会帮助的情况下也必须完成的”。马尔库什此处的引用有断章取义之嫌。马克思长期以来对“孤立的人”持否定态度，引文中的“孤立的人”指的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立场，完整的引文是：“只把分配关系看做历史的东西而不把生产关系看做历史的东西的见解，一方面，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刚开始进行还带有局限性的批判时的见解。另一方面，这种见解建立在一种混同上面，这就是，把社会的生产过程，同反常的孤立的人在没有任何社会帮助的情况下也必须完成的简单劳动过程相混同。就劳动过程只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单纯过程来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这个过程的一切社会发展形式所共有的。但劳动过程的每个一定的历史形式，都会进一步发展这个过程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形式。”马克思这段论述恰恰要表明，忽略劳动的历史性和特殊性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一贯做法，他们一方面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非历史化和永恒化，另一方面把劳动看成是孤立的人的活动。尽管马尔库什有时意识到了马克思的历史性方法，但他还是倾向于把马克思视为技术决定论者，并把生产视为纯粹的技术过程。
马尔库什还对马克思的简单协作概念提出质疑，他先是援引马克思的论述，“简单协作，以及它的进一步发展的形式……属于劳动过程，而不属于价值增殖过程。”马尔库什认为这句话表明马克思从内容/形式的二分法出发，把简单协作看成与社会关系毫无关系的劳动过程。这同样是断章取义的做法，完整引文如下：“简单协作，以及它的进一步发展的形式——总之，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一切手段——属于劳动过程，而不属于价值增殖过程。它们提高劳动效率。但劳动产品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劳动效率只会降低而决不会提高一定的产品的价值。”表面上看，马克思强调简单协作仅仅是劳动过程，不是价值增殖过程，但马克思在这里主要想区分物质财富增长和价值增殖。在他看来，简单协作固然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但并不一定能够实现价值增殖，因此不能将简单协作等同于价值增殖过程。
第五，马尔库什把一切疑问归结为如下问题，即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过程和社会关系再生产过程能否彻底实现分离，以及马克思是否认同这种分离。马尔库什认为马克思在分析机器时，同时运用了历史性的技术分析模式和一般性的技术分析模式。若是一般性地看待技术，机器就同其他工具一样，主要起着替代人力并促进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但马克思更多地在批判的意义上探讨机器，为此他批判了数学家、力学家和英国经济学家将工具视为简单机器并将机器视为复杂工具的做法。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忽略本质差别的做法缺乏历史的要素。马克思反对将机器等同于工具，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机器不仅仅是工具，而且已经被特定社会关系所中介，成为凌驾于人之上的抽象统治力量。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机器背后的实际操控者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不仅关注机器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关注机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行使的特殊社会功能。
按照马尔库什的分析，工具和机器的区别仅在于“工具和器具的生产率基本上依赖于使用者的个人技术，而机器的生产率则本质上独立于个人技术”。这就导致随着机器的广泛运用，具有个人特征的技艺出现相对贬值。就社会整体发展而言，机器的运用突破了人的自然局限性，扩大了劳动生产率；就社会个体而言，机器的运用意味着工人对机器的依赖以及自由意志的丧失。马克思讨论机器，一方面要说明机器的运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主义社会提供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告诫人们，机器运用引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将会给工人带来更大的痛苦和不自由。工人过去主要因为缺乏生产资料而受制于资本家，机器的运用则让情况变得更为糟糕，“他现在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受资本的支配，不只是由于他缺少劳动资料，而且是由于他的劳动能力本身，由于他的劳动的性质和方式”。
总之，马克思总是辩证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他认为资本主义技术的发展具有矛盾的特性：一方面资本家意图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技术，另一方面个人在技术中被异化；机器一方面是劳动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剥削工具。马尔库什认为马克思在理论上陷入了混乱，当他对机器进行一般性分析时倾向于技术主义的分析路线，当他对机器进行历史性分析时倾向于批判理论的分析传统。马尔库什的分析并不符合实际，马克思虽然主张区分内容和形式，但并没有将二者割裂开来，他对技术所做的一般性分析是服务于对技术的历史性分析以及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
三、结语
马尔库什对马克思技术思想的分析基于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认为马克思“把从过去的成果中可以和应该吸纳和占有的东西同可以成为理性的实践批判和社会选择的对象的东西区分开：即区分劳动与生产，区分劳动力与生产关系，区分技术性方面与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性方面。”由此出发，马尔库什认定马克思具有两副面孔（两种身份）：作为技术理论家的马克思和作为历史学家的马克思。浅层次地看，技术理论家的马克思和技术历史学家的马克思在理论观点上存在差异。例如，使用价值在某种语境中被视为人的历史性能力的对象化和特定社会关系形式的物质化，而在另一种语境中则意指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一个物理要素；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在某种语境中被看成是本质上相同的简单叠加关系，仅仅和人类生理学有关，而在另一种语境中则被视为本质上不同的与历史有关的两种活动；生产和劳动在一些语境中意指一切人类劳动，在另一种语境中则特指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特定的生产活动。
马尔库什将马克思方法论上的差异归为体内存在着两个灵魂：历史浪漫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历史学家的马克思充分意识到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认定一切社会都是暂时的、历史的，一切看似自然的事物都是历史的、特殊的。人们必须改造世界，并赋予人类世界以意义和价值。由此出发，马克思强调文化的断裂，区分了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和人类史前时期，强调未来社会是个人和社会的统一。马尔库什认为这种观点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认为这种“可想象的事物在实践上未必可能，未必适合于我们当前的社会行动”。而作为研究人类解放的理论家，马克思又强调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切行动的前提和集体行动的界限，这又是一种政治现实主义。我们不否认马克思思想的复杂性，但不认同马尔库什的分析。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不同观点之间的张力通常以三种方式呈现出来：一是否弃的关系，如马克思早期曾受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影响，后来彻底否弃了这些不成熟的观点；二是改进和提升的关系，如早期思想中的异化理论被提升为物化和拜物教理论；三是交错融合的关系，如《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历史浪漫主义观点和《资本论》中的政治现实主义观点的关系。历史浪漫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主体批判向度，政治现实主义则折射出马克思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客观向度，两种向度同时存在，共同构成了历史辩证法，只不过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文本中比重不同。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马尔库什对马克思技术理论的解读，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发：第一，马克思的技术理论是复杂的，不妨将其区分为一般技术理论和技术批判理论，但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不能片面地把一般技术理论视为马克思技术理论的主导阐释模式，更不能把马克思视为片面的生产（技术）决定论者。第二，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应该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特定技术形式的具体批判，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不仅意味着技术在量上的积累，更意味着由生产关系决定的技术形式在质上的变革。第三，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可以成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发展的工具，但若将其形而上学化和绝对化，也会导致严重的理论错误。只有辩证地分析马克思的技术理论，坚持历史性、总体性和批判性的方法，才能理解技术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
文章来源：《哲学动态》
发表时间：2020.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