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摘要
西方生态思潮总的看可划分为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深绿”生态思潮、以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浅绿”生态思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及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四种类型，他们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理论性质和价值立场，围绕着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生态发展观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理论争论根源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和非西方中心主义之间的分歧。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生态思潮的研究先后经历了从引进、评介、借鉴到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探索四个阶段，由于对西方生态思潮不同流派的借鉴、认同，形成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围绕一些问题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在生态本体论上围绕着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在生态价值观上围绕着如何处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如何理解共同体概念以及树立共同体价值观、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应当树立生态正义还是环境正义的价值取向；在生态发展观上围绕着如何处理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生态文明建设，如何看待生态文明的本质以及如何处理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关系。这些争论展现了西方生态思潮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的理论影响和理论效应。系统清理西方生态思潮的理论得失、理论性质、理论的价值立场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影响，是建构既促进中国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又有利于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前提性问题。
2关键词
西方生态思潮；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论；生态发展观；生态文明理论研究
我国学术界对西方生态思潮的研究先后经历了从引进、评介、借鉴到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探索四个阶段。西方生态思潮对我国学术界关于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生态发展观等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系统清理西方生态思潮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及其对生态本体论的探索
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的生态本体论的建构是在西方生态思潮的引进和评介过程中，在结合我国生态治理的现实，对西方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借鉴、选择和认同的结果。
西方生态思潮尽管流派众多、观点各异，但总的看可以划分为以生态中心论为基础的“深绿”生态思潮、以人类中心论为基础的“浅绿”生态思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以怀特海过程哲学为基础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这四种类型的生态思潮在生态危机、生态价值观和生态发展观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他们的分歧和争论的实质根源于其理论基础和理论性质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与费西方中心主义之间的差别。具体说：“深绿”生态思潮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其目的是捍卫中产阶级的自由、权利和既得利益；“浅绿”生态思潮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发展哲学，其理论目的是捍卫资本整体利益和可持续发展。虽然他们在具体理论观点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是他们都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范围内，或者通过单纯的生态价值观的变革和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寄希望于技术的进步和制定严格的环境制度解决生态危机，是捍卫资本利益和追求生活质量的西方中心主义生态思潮和绿色资本主义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则明确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物质主义幸福观，建立劳动幸福观和共同体价值观，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或市场社会主义社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或者使经济发展真正满足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或者使穷人免受生态危机的伤害。他们的理论基础或者是历史唯物主义，或者是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基础的不同使他们的理论侧重点也有所不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制度批判和价值观批判有机结合起来，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虽然肯定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但他们的理论重点则是强调现代性价值体系的批判为基础和以共同体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有机教育，其理论的共同点是以穷人利益为基础的反对资本的生态文明理论，从理论价值立场看，其理论属于以追求穷人生存为目的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
上述四种类型的西方生态思潮不仅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而且也存在着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理论性质的区别，这主要体现在他们如何看待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及其对生态本质的理解上。如果说现代主义是依据启蒙运动以来所倡导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科学主义的观念，通过对宗教神话祛魅化，强调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功利化，并把人类的自由和幸福归结为经济增长的话，后现代主义则是在批判现代主义的理性主义、主体性和人道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等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对主义、神秘主义、多元和多样性、差异和不确定性等观念，反对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经济零增长的稳态经济的理论主张。西方四种类型的生态思潮中，“浅绿”生态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在理论基础和理论目的存在着根本的差异，但他们都主张通过技术进步和技术运用，解决生态危机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或者把生态文明的本质归结为保证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或者把生态文明的本质归结为利用工业文明的技术成就，超越工业文明的哲学世界观、发展方式、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新型文明形态，秉承的是现代主义的价值立场；“深绿”生态思潮和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则把科学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或者把生态文明的本质归结为人类屈从于自然的所谓和谐状态，或者把生态文明的本质归结为拒斥科学技术大规模使用的自给自足的农庄经济。
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在生态本体论问题上的差异。具体说：“深绿”生态思潮反对近代主、客二分的机械论哲学世界观，主张由生态科学、系统科学等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宇宙万物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有机论的生态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浅绿”生态思潮的目的在于力图通过技术革新和制定严格的环境制度，追求资本主义经济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秉承的是与资本相联系的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反对笛卡尔以来的现代主义主、客二分的哲学世界观，主张把怀特海过程哲学的所强调的万事万物处于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有机关系的“关系实在论”作为生态文明的生态本体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是以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为生态本体论，一方面强调人与自然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另一方面又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这不仅决定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必然包含着制度批判的维度，而且也决定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必然包含着矫正人与人关系的环境正义维度。
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在生态本体论问题上深受西方生态思潮的影响，并形成了借鉴西方不同的生态思潮而形成的不同理论谱系的生态文明理论。
第一，借鉴或认同“深绿”生态思潮的论者，把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学规律和有机论的生态哲学作为其生态文明理论的生态本体论，代表性人物主要有余谋昌、卢风、叶平和雷毅等人 。在他们看来，与传统哲学立足于人的尺度，坚持主、客二分的哲学世界观不同，生态哲学既不是以人为尺度，也不是以自然为尺度，而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尺度，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此是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余谋昌先生把生态哲学的本体论归结为生态科学所揭示的有机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因为生态科学在哲学世界观上秉承“关于世界存在是‘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观点， 生态科学所揭示的整体性规律和生态学规律以及生态观超越了传统哲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构成了生态哲学的本体论，并把“深层生态学”理论家阿伦·奈斯所阐发的以“生物圈平等主义”和“自我实现”为主要内容的深层生态学以及“深绿”生态思潮的代表人物利奥波德、罗尔斯顿等人的理论看作是建构生态本体论的理论资源和理论基础。
第二，由于“深绿”生态思潮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哲学本体论或者是具有后现代性质的生态哲学，或者是具有后现代性质的怀特海的过程哲学，这使得借鉴和认同“深绿”生态思潮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学者也把自己的生态本体论和生态观明确肯定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余谋昌先生明确指出：“我们把生态哲学看作是后现代世界观，它的结构包括四部分：生态观研究；生态认识论研究；生态方法论研究；生态价值研究”， 只不过由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包括以福柯、德里达和拉康等人为代表的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和以大卫·格里芬等人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余谋昌先生所说的后现代哲学世界观实际上是指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世界观。雷毅先生在《深层生态学：阐释与整合》一书中明确指出深层生态学反对笛卡尔以来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个体主义的哲学范式，主张一种以生态科学为基础的整体主义的哲学范式。这种新的哲学范式秉承一种生态整体主义的生态世界观、生命具有内在价值的伦理观和重视直觉、综合、整体主义的生态方法论。众所周知，深层生态学所主张的生态整体主义世界观虽然是以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的，但是它所主张的“生态大我”“生物圈平等主义”主要是诉之于直觉和人们道德境界的提升来证明的，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性质。卢风先生同样把生态哲学看作是超越以笛卡尔为代表的现代哲学的一种后现代哲学世界观，这种后现代哲学世界观秉承生机论的自然观、谦逊的理性主义知识论、共同体主义政治哲学、自然主义价值论、超越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和幸福观和反经济决定论的文化观 。以这种生态哲学世界观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与“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属于同一理论谱系，其共同点是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维度，抽象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与实现二者和谐的途径。
第三，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理论资源，挖掘、整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是我国学术界建构生态文明理论本体论的又一致思方向。这一方向以陈学明、张云飞、郇庆治、陈永森、解保军以及笔者等人为代表。陈学明先生在肯定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与后现代主义相对立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同时，强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回答生态危机这一问题上“不像其他的研究者停留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层面，就人与自然的冲突来谈论人与自然的冲突，而是通过人与自然的矛盾来揭露人与人的矛盾，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提升到人与人关系的层面来分析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强调人与自然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系，人与人关系的性质决定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陈学明先生进一步把上述思想贯穿到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概论》一书中。张云飞、郇庆治、陈永森、解保军先生以及笔者进一步阐发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生态本体论的内涵、特质与生态文明理论体系，成了我国学术界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建构生态文明理论的学术群体。
2、西方生态思潮对生态价值观的争论及其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
生态价值观问题是西方生态思潮反复争论和探讨的问题。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围绕“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个人主义价值观和共同体价值观”以及“消费主义价值观和劳动创造价值观”这三个问题展开。
“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争论贯穿于西方生态思潮发展过程的始终。“深绿”生态思潮就是在质疑和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并依次经历了动物权利论、动物解放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等发展阶段。动物解放论和动物权利论批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质上是一种物种歧视主义的价值观，它导致了人类仅仅只关注自身利益，并以人类之外的生物不具有人类所具有的特性为理由，认为人类之外的生物只具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价值，从而导致了人类滥用自然和虐待动物的行为。他们利用功利主义伦理学和康德的道义论伦理学，要求突破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人际伦理学，把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人类之外的动物身上。生物中心论基于“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这一认识出发，要求把道德关怀的对象进一步拓展到所有生命体上，进而提出“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可使发展的生命实践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 的“敬畏生命”的伦理学；“生态中心论”主要借助生态科学的整体性规律，要求树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进一步将道德关怀的对象拓展到动植物之外的整个生态系统之上。“深绿”生态思潮由此指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及其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科学技术的运用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要求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树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则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当作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内容，批评这种价值观与资本追逐无限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将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总量的增长，将幸福简化为物质享受而忽略了幸福应当包括自由和环境因素在内的其他内容，是一种导致人类粗暴地对待人类之外存在物的，应当抛弃的扭曲的生态价值观，并由此提出与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相一致的“共同体价值观”。
“浅绿”生态思潮对生态中心主义的质疑和批评作出回应。他们回应的要点在于：一方面，由于任何物种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而保护生态的目的在于捍卫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就决定了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仅是合理和必要的，而且是不容否定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承认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完全否定了作为地球进化顶点的人类应当承担保护生态平衡的责任和义务，进而仅仅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控制和被控制、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实际上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解释为“人类专制主义”，造成了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因此必须修正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这种修正主要是把基于感性偏好和基于狭隘的个人利益的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修正为基于理性偏好、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按照“浅绿”生态思潮的说法，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有利于解决生态危机和维系生态平衡。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内部在生态价值观问题上存在着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戴维·佩珀、瑞尼尔·格伦德曼等人坚持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乔尔·科威尔、特德·本顿及其本顿阵营所坚持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两种类型。秉承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批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既无法得到理论上的科学论证，又必然导致自然神秘化和生物道德的荒谬结论。在他们看来，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所坚持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是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事实判断直接转换为价值判断的结果，无法真正解决“是”与“应当”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生态中心论者只能借助于神秘的体验、直觉和道德境界的提升，来论证他们的理论观点，不仅无法保证其理论观点的科学严密性和普遍性，而且必然导致相对主义、神秘主义的后现代失误。在这些理论家看来，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无法否定，也不应该否定的。这是因为：一方面所谓生态危机都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是人类不恰当的实践行为造成的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消极后果，同时任何理论建构都离不开人类的实践经验和文化；另一方面所谓“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总是离不开人类这一中介的，否则就无法谈论价值和权利的问题。在揭示了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无法成立之后，上述理论家也批评了“浅绿”生态思潮所秉承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揭示“浅绿”生态思潮虽然自称代表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但实际上代表的是资本的利益，是一种与古典经济学相联系的“阶级中心主义”和“地方中心主义”，其目的是维系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就决定了“浅绿”生态思潮依然秉承的是以资本为基础的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其理论本质是一种环境保护理论和绿色资本主义理论，既不可能解决生态危机，又必然在其追求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强化生态危机。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应当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特别是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为基础，并与古典经济学没有联系的真正的集体和人类的长远利益为目的的人类中心主义。秉承生态中心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生态危机看作是人类的实践活动违背了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完整性的结果，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在于生产使用价值，而在于生产交换价值，进而使自然生态系统商品化和碎片化，违背了生态系统的本性，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就在于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树立与生态系统本性相适应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他们所说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与基于“深绿”生态思潮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所述的事物的内在属性和本性具有一致性，但同时又有“深绿”生态思潮所不具备的反资本主义的内容。因为其核心内涵是一个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将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的“反政治经济学”概念，这体现在他们所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恢复使用价值的生产上。
西方生态思潮还围绕应当树立“个人主义价值观和共同体价值观”以及“消费主义价值观和劳动创造价值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浅绿”生态思潮从维系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一目的出发，依然坚持以资本为基础的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秉承的是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是一种绿色资本主义理论。“深绿”生态思潮、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要求破除“浅绿”生态思潮所秉承的以资本利益为基础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要求树立共同体价值观。但他们所说的共同体价值观的内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具体而言，“深绿”生态思潮根据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性规律，并以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基础，要求树立生态共同体价值观。这种生态共同体价值观要求人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要屈从于自然的价值和权利，并由此反对人类任何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行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根据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生态整体规律和以过程哲学为代表的有机哲学，宣称自己是代表抵制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重要力量，是强调在人们之间以及任何自然之间建立共同体的一种经济和政治哲学。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则主张通过以共同体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有机教育，破除追求无限经济增长的反生态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与生态时代相适应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所说的共同体实际上是超越民族国家，以世界公民的有机关系为基础和由诸种不同共同体所构成的普遍共同体，是要求树立所有生命共生共荣及公正分配资源和机会的知识和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共同体价值观。但问题在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一方面把地球共同体看作是不同共同体所构成的，如何保证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而保证整个地球共同体的和谐是他们面临的理论难题，另一方面他们在强调共同体价值观和利益的同时，又把生态文明的本质理解为拒斥现代技术的运用和脱离全球化的自给自足的农庄共同体的本土经济，实际上存在着理论上的自相矛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批评个人主义价值观是现代性价值体系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内在组成部分，服从和服务于资本对经济无限增长的追求这一目的。另一方面又强调消费主义价值观则既承担支撑资本主义经济不断扩张的功能，又起到将人们的兴奋点牵引到对商品的占有和消费，进而使得人们的政治意识淡化、批判意识弱化，起到使人们认同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政治功能，其最终结局是人自身生存的异化、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此要求把树立劳动幸福观看作是摆脱个人主义价值观和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基础和前提。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确立共同体价值观和以所有制正义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正义价值取向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在他们眼里，存在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共同体和以公有制和自由人联合体为基础的共同体，他们所强调的共同价值观是以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论断为基础的，因为“生产者自由联合体的概念无疑是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基石”。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指认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不正义性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强调只有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变革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的不正义性，确立以所有制正义为主要内容的环境正义的价值追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和展开生态文明建设。西方生态思潮关于生态价值观的争论对我国生态文明价值观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一，如何看待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问题成为我国环境伦理学和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反复讨论和争论的问题，并由此形成三种观点。具体说：其一，以余谋昌、卢风、雷毅等人为代表，他们都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坚持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余谋昌先生把生态哲学看作是超越主、客二分的现代哲学的后现代哲学，批评主、客二分的现代哲学只承认生命和自然界仅仅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性存在，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人与社会的分离和对立，宣扬斗争哲学，主张人类主宰和统治自然界。这是当代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思想根源”， 并在批评现代哲学的还原论和分析论的线性思维方式的同时，强调应当用一种适合生态时代的后现代性质的生态哲学代替现代哲学，强调生态哲学肯定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有机性和内在价值。卢风先生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看作是一种支持人类征服自然、破坏地球生物圈的意识形态，强调“在未来的文明中，我们应当树立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体认价值的客观性，承认人与生物圈的关系也是伦理关系；体认超越于人类之上的级终实在的存在，体认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其二，汪信砚、刘福森等人通过质疑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辩护。汪信砚先生认为人类中心主义反映的是人类关于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的一种认识和思考，依次经历了古代宇宙论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中世纪神学人类中心主义和现代环境伦理的人类中心主义三种历史形态，只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才具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从价值论的意义上看，既可以是以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为价值指向的“类”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可以是以特殊利益为价值指向的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类”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从来没有在人类实践中存在，人类实践中有的只是各种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他们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思潮批判的也正是各种个体本位和群体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但他们的问题在于走向了对一切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并由此形成了以生态环境为中心的生态文明理论。而这种理论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生态环境总是相对于人而言的，是以人为中心的，它本身就预设了人类的中心地位。实际上，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是不可能完全超越的，可能超越的只是某种具体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 。如果否定了“类”本位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只能导致反人道主义、甚至是反人类的荒谬结论。刘福森则强调生态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都无法得到科学的理论论证，面临着“是”与“应当”的矛盾，无法说清楚权利义务之间的对等关系，其根本问题在于完全脱离人类的利益，片面强调自然的价值，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出于对人类的全局和长远利益考虑，在保护人类的利益和保护自然之间实现辩证统一。其三，王凤才先生根据他对霍耐特承认理论的研究，建构了他的妥协理论，其核心则强调生态文明理论不能以任何为中心，否则就会导致与生态文明相矛盾的二元论的倾向，只有抱着与自然妥协的态度，才能保证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和实现生态文明。
第二，学术界围绕生态文明应当建立和秉承何种生态价值观这一问题展开了系统的探讨。具体说：其一，借鉴和认同西方“深绿”生态思潮而形成的生态价值观。余谋昌先生认为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和实践论三个层次证明自然的价值的主观与客观的内在统一，并特别从本体论的角度批评了建立在“主观价值论”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认为“自然价值是由自然事物的性质，它的结构和功能决定的” ，这实际上是认同西方生态思潮的“自然价值论”的观点，只不过余谋昌先生强调在实践论的层次上讲，自然是“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的有机统一。基于这一认识，他借鉴罗尔斯顿的观点，进一步提出了“生态价值”的概念。所谓“生态价值”就是指“生命和自然界与价值。它不仅具有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和享受有价值——这是它的外在价值，而且它按生态规律和目的性地生存，这是它的内在价值。肯定生命和自然有价值，这是生态哲学成为新的哲学范式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哲学的重大进步”。与余谋昌先生相比，卢风先生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与工业文明的“科技万能论”、“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以及追求无限增长的“资本逻辑”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强调“只有根据生态学和生态价值观制定的制度才可能是生态文明的制度，即生态学和生态价值观应该成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而他所说的“生态学和生态价值观”就是指西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学和生态价值观。其二，借鉴和认同当代不同流派的生态思潮形成的后物质主义幸福观和共同体生态价值观。除了“浅绿”生态思潮之外，当代生态思潮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对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价值观、幸福观展开了批判，要求树立后物质主义幸福观、共同体生态价值观，我国学术界对生态价值观问题的探讨深受他们理论观点的影响。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科学技术进步、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物质主义幸福观与资本逻辑相结合，被当代生态思潮指认为既是工业文明发展和繁荣的基础，又造成了当代生态危机，他们的上述观点对我国学术界关于生态价值观的探索主要产生了三种影响。具体说：一是立足于后现代主义价值立场，批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物质主义幸福观，要求树立后物质主义幸福观和共同体生态价值观。卢风、雷毅、王治河等人是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所不同的只是卢风和雷毅等人是借助西方“深绿”生态思潮的观点，而王治河等人则是借助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过程哲学的观点，来批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物质主义幸福观，强调建立后物质主义幸福观和共同体价值观的重要性。卢风等人批评工业文明盛行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经济主义对人们的信仰的‘污染’或腐蚀” ，认为生态文明就是用系统论、整体论的方法去诊断和纠正现代工业文明的根本观点和综合症，树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精神和共同体的政治哲学替代现代性价值体系。王治河等人则强调应当用建设后现代过程哲学对人们展开“第二次启蒙”，用崇尚差异、简朴和共同体的利益的后现代过程哲学来拒绝崇尚斗争、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现代性哲学 。二是运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批判以资本逻辑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体思想，特别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为基础， 强调应当树立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劳动幸福观和共同体价值观。三是西方“深绿”生态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环境公正问题的探讨使得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中出现了是树立“生态正义”，还是树立“环境正义”价值取向的争论。“生态正义”是“深绿”生态思潮的理论话语，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生态科学基础上的生态哲学，它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生态正义，也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种际正义；而“环境正义”则是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理论话语，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其核心是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其核心含义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环境善物和环境恶物的合理分配问题，属于一种社会正义的理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在这一问题上呈现出两种不同话语的理论建构。部分学者力图用“生态正义”解决环境资源分配、使用的公正问题 ；部分学者则强调应当以“环境正义”，而不是“生态正义”为基础处理环境资源的分配、使用的公正问题。上述两种不同的理论话语反映了西方不同流派的生态思潮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影响。
3、西方生态思潮对生态发展观的争论及其对我国学术界的影响
西方生态思潮在生态发展观问题上的争论主要体现在如何看待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生态文明建设关系问题上。“深绿”生态思潮基于其后现代理论性质把生态的利益置于人类利益之上，进而把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运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反对人类为了生存而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实践行为，实际上是把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看作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状态和生态文明的本质，追求的是一种拒斥科学技术进步和运用，拒斥经济发展的稳态经济模式；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则把人类文明与自然对立起来，强调人类文明史就是对自然的疏离史，并以后现代过程哲学为理论基础，强调生态共同体的整体利益，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到了工业文明造成了生态危机，进而把生态文明的本质归结为拒斥现代技术的大规模使用的自给自足的农庄经济；“浅绿”生态思潮则强调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不仅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而且恰恰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由此强调技术创新、技术的生态化和制定包含严格奖惩机制的环境制度是解决生态危机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但他们所说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他们把生态文明的本质归结为保护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发展观上则主张在建立恢复了生产正义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运用将服从于满足人民，特别是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和集体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则不仅不与生态相矛盾，而且有利于实现人与生态的和谐与共同发展。“浅绿”生态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强调科技创新和科学技术生态化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所不同的只是“浅绿”生态思潮强调科技创新和科学技术生态化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资本追求利润的自然条件，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科技创新和科技生态化的目的是为了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科技异化的使用，以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和集体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西方生态思潮关于生态发展观的争论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体现在：
第一，西方生态思潮对于我国学术界如何理解生态文明的本质产生了重要影响。受西方生态思潮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文明本质的理解主要有“修补论”“超越论”和工业文明的生态化三种观点。所谓“修补论”主要是指工业文明虽然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它却带来了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危机，这就决定了只有补充了生态文明这个环节，工业文明才是一种完善的文明。所谓“超越论”主要存在着下列三种观点。一是受“深绿”生态思潮的影响，强调生态文明就是对工业文明的绝对否定；二是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强调生态文明是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这种超越主要体现在生态世界观与自然观超越工业文明的机械论哲学世界观与自然观，用可持续的绿色发展方式超越工业文明的不可持续的黑色发展方式，用共同体价值观和劳动幸福观的生存方式代替工业文明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和消费主义生存方式，用人民积极参与的民主管理方式超越工业文明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三是受“浅绿”生态思潮和发展主义思潮的影响，认为生态文明本质上是工业文明的生态化。汪信砚先生强调工业文明没有并且永远也不会过时，生态文明只会赋予工业文明以全新的面貌，使工业文明生态化，是利用新的生态技术使工业文明生态化。卢风同样秉承这种观点。卢风先生认为，生态文明本质上是运用生态工艺学使工业文明生态化，它克服了生态文明的唯生产力论和对物质增长的无限追求，是以生态工艺学为基础的真正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上述不同的意见分歧本质上是如何看待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关系，以及生态文明是否是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要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厘清不同研究者对“文明”这一概念的理解，确立研究者到底是以技术为中介理解“文明”这一概念还是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理解“文明”这一概念。如果单纯从技术这一中介来理解“文明”的概念，把生态文明界定为工业文明的生态化大致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从社会形态的角度理解“文明”的概念，我们就应当把生态文明理解为超越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事实上，生态文明本身绝非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因为它还应当包括社会制度与生产方式、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诸要素，这也正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什么要反复强调的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本性上是反生态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有保护资本为了追逐利润所需要的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和展开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建立以生产正义性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历史地看，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看法正是立足于社会形态的角度展开论述的。
第二，西方生态思潮不同的理论性质和价值立场对于学术界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理论性质上看，“深绿”生态思潮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属于后现代性质的理论，其特点是把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运用与生态文明建设对立起来，把自然或生态共同体的利益置于人类利益之上，或者要求人们通过提升道德境界，或者通过共同体价值观的培育来维系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浅绿”生态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属于现代主义性质的理论，其特点是强调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和运用是解决生态危机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或者强调资本利益集团的利益胜于强调自然的利益，或者强调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与自然的共同和谐发展的内在统一。从价值立场上看，“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都强调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或者通过生态价值观的变革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通过技术革新和严格的环境政策解决生态危机，他们或者代表了西方中产阶级的利益，或者代表资本的利益，属于追求生活质量为目的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潮；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则主张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或者建立市场社会主义，是以穷人的利益为基础的追求生存为目的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我国学术界在探索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过程中深受西方生态思潮的三重影响。一是部分论者由于借鉴和认同“深绿”生态思潮和后现代建设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坚持把生态的利益置于经济发展和人的利益之上，进而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使用，在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中陷入浪漫主义的结局；二是部分论者受“浅绿”生态思潮的影响，信奉发展主义思潮，进而把经济增长的高低看作是发展的主要标准，其结果无法正确处理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三是部分论者要求既吸收“深绿”生态思潮和后现代建设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基于保护生态共同体和谐为目的的“境界论”，又吸收“浅绿”生态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要求将发展看作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的思想，同时又扬弃“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要求立足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当代全球环境治理的现实，建构作为一种既能捍卫中国的发展权和环境权，并有效指导我国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又有利于当代全球治理的作为发展观与境界论辩证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
第三，受西方“深绿”生态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义自然价值论的影响，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阐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揭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道理，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协同共生的新路径。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的论述，我国学术界从经济学、哲学等维度探讨了自然资源转换为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的具体机制，强调实现这种转换的途径是自然资源不仅必须成为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本，而且自然资本应当与人造资本、人力资本相结合，建立与生态环境相适应生态产业，并生产出为市场和人们所接受的生态产品，从而使自然资源转换为现实的经济财富。而经济财富能否转换为社会财富，从根本上取决于是否破除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生产目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环境民生论和生产目的论。通过上述探讨，揭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深绿”生态思潮、有机马克思主义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维系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共同点，同时又揭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关于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论述的理论特质。
总的看，西方生态思潮对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影响具有积极和消极作用的二重性的特点。从积极维度看，主要体现在不仅使我国学术界通过引进、借鉴西方生态思潮建立了生态学科群，而且也开启了中国学术界探索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历程；从消极维度看，出现了不具体分析西方生态思潮的理论缺陷、理论性质、价值立场，盲目借鉴和认同西方生态思潮的现象，导致难以科学解决关涉到生态本体论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问题，难以科学关涉生态价值观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价值观的关系问题，何种意义上的共同体价值观问题、生态正义还是环境正义的价值追求问题，难以科学关涉到生态发展观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最终导致对生态文明本质问题无法达成共识，影响了我国学术界如何科学处理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问题。如果把建构既有利于中国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又有利于当代全球环境治理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看作是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最终目标的话，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为基础，系统清理和具体分析西方生态思潮在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观和生态发展观等问题上的理论得失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的影响，应当是完成这一目标的前提性问题。
文章作者：王雨辰，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17AKS017）；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自选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中宣办发[2015]49号）；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美好生活与马克思实践幸福观的当代阐释（2020A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