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实然”和“应然”的矛盾出发，生态文明理论可以划分为作为工具论和目的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并在当代具体中展现为“以生存为导向”还是“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以工具理性为基础”还是“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由于研究范式和价值立场的局限，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不仅难以解决上述矛盾，而且在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论等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和分歧，使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或者把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混淆起来，或者不注重生态本体论的研究。要阐发作为工具论和目的论内在统一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内涵与特征，必须在区分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的基础上，强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本体论和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研究。作为工具论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主要职能在于解决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的发展权和环境权，把“以人民为中心”看作是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归宿，并能够作为一种发展观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和推进民族国家的绿色发展；作为目的论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应当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引导下，坚持尊崇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把推进民族国家的绿色发展与全球环境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理论基础，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建构作为工具论和目的论内在统一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是摆在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实然”与“应然”；生态文明理论；工具论与目的论；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论
根据生态文明的理论基础和价值立场的不同，可以将生态文明理论划分为作为特殊与地区维度“深绿”、“浅绿”生态文明理论和作为普遍与全球维度“红绿”生态文明理论。任何生态文明理论都包含了特殊与地区、普遍与全球维度的矛盾，并力求解决这一矛盾。但由于研究范式和价值立场的局限，以往的生态文明理论都没有解决好这一矛盾，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建构，必须以解决这一矛盾为基础。本文进一步根据“应然”与“实然”的关系，将生态文明理论划分为作为工具论和作为目的论的生态文明理论，并强调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应当是作为工具论和作为目的论内在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只有在对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在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的分歧做系统评析，进而在区分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的不同，在合理评价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内涵与理论特征。
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在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的分歧
任何一种生态文明理论必然包含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论、生态方法论和生态治理论四个方面的内容。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文明理论在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观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对我国的生态文明论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在生态本体论问题上的分歧主要体现在生态文明理论应当建立在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上，还是应当建立在以生态科学所揭示的生态哲学世界观或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基础上。具体说：“深绿”生态思潮反对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以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为基础，主张人类与自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的生态哲学世界观和生态自然观，并由此提出了将“生态利益”置于人类利益之上的生态文明理论；“浅绿”在生态本体论上依然坚持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主张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通过技术进步和建立严格奖惩的生态法律法规，保证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条件，其本质是一种维系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资本主义理论；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主张以怀特海式的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反对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反对近代二元论哲学把物质和精神对立起来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的做法，强调宇宙是由不断运动变化的不同等级的有机体处于一种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的发展过程中，只有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存在物处在相互联系的有机关系中才能得到理解，进而主张用怀特海的“关系实在论”代替近代哲学的“实体本体论”，并坚持整体论和普遍联系的方法，才能真正把握世界的本质，进而为生态文明理论提供本体论基础。由于有机马克思主义把怀特海的过程哲学称之为超越了近代二元论、机械论的后现代哲学，这也决定了他们的生态文明理论实际上是一种后现代生态文明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为理论基础，主张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系，并以此作为他们生态文明理论的生态本体论，这就决定了要解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首先解决好人与人的关系，从而使其生态文明理论的批判价值向度必然指向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方式。
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在生态价值观上的分歧和争论具体体现在：“深绿”生态思潮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建立在这一价值观基础上的科学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认为正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秉承以人类需要为基础的主观价值论，只承认人类之外存在物的价值只具有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价值，从而造成了人类对自然的滥用和生态危机，“深绿”生态思潮由此主张应当确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其核心是强调在生态共同体中包括人类的所有构成要素都具有平等的价值和权利，人类并不具备比其他存在物更高的价值，其理论实质是以贬损人类价值和尊严的方式把生态的利益置于人类的利益之上；“浅绿”生态思潮则认为，一方面任何物种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不会为别的物种的存在为目的；另一方面人类保护生态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不能脱离人类的利益谈论生态保护。这就意味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没有问题，也不应当否定。问题只在于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解释为“人类专制主义”，要求人的任何感性欲望都应当得到满足，从而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滥用和生态危机。基于以上认识，“浅绿”生态思潮在强调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容否定和抛弃的同时，又主张把基于感性欲望的强势人类中心主义修改为基于理性欲望和保护生态环境责任和义务的“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归结为“学者们用‘人类例外论’这一术语，来概括那些认为人类独立于支配地球上所有其他生命形式的自然法则之外的意识形态。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主要根据自身的利益来建构价值观，而把一切其他生命形式看作人类实现自身利益的‘资源’”。其特点是仅仅从工具性的角度理解自然，只承认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一种只关注人类的福祉而忽视和否定人类之外存在物的福祉的扭曲价值观，强调只有承认地球生态共同体所有存在物的内在价值，树立万物平等和有机联系的共同体价值观，才能避免人类粗暴地对待其他存在物的态度和行为，从而避免生态危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生态价值观上存在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两种观点，秉承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方面批评“深绿”生态思潮看不到任何生态问题都是相对于人类的利益而言，任何理论建构都离不开人类的历史经验这一事实，尤其是看不到当人类的利益与非人类的利益发生矛盾时，我们总是优先考虑人类的利益。“深绿”生态思潮所主张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不仅难以得到科学严密的论证，而且会导致自然道德化和神秘化的结局，在实践中也必然会遇到诸如人类与其他存在物之间的权利、动物之间的“食物链”等一系列无法处理的矛盾和难题。另一方面，他们也批评“浅绿”生态思潮所主张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不是立足于真正的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而是一种立足于资本利益和西方利益，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虚假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只有立足于真正人类的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脱离为资本追求利益的古典经济学，以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真正集体的长期的需要为目的才是真正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秉承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生态危机看作是人类实践行为违背了生态系统的本性，所谓解决生态危机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性展开人类实践，这也是他们所说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与“深绿”生态思潮所说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共性。但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又要求必须变革资本主义生产中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的做法，强调应当让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这种批判资本主义生产颠倒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价值向度，又是“深绿”生态思潮所主张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所不具备的内容，这种理论特质根源于他们不同于“深绿”生态思潮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内在联系，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关系。
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关于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的分歧和争论，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第一，生态本体论的性质决定了生态文明理论的性质与价值立场。“深绿”生态思潮所秉承的生态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是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为基础的，并把“自然”凌驾于“人类历史”之上，这决定了他们必然会脱离人类社会历史的维度，忽视对人类与自然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进行的实际的物质与能量交换过程的分析，只能停留于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的维度去找寻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也决定了他们只有强调在现有社会制度框架范围内，通过生态价值观的变革与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来解决生态危机；“浅绿”生态思潮的生态本体论是与资本联系在一起的近代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虽然他们强调应当通过科技创新和建立严格的奖惩机制的环境制度来解决生态危机，但是他们的理论本质是保护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实际上把生态文明理解为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自然条件的环境保护。上述两种生态思潮都是立足于资本利益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潮；有机马克思主义要求以怀特海过程哲学作为生态文明理论的本体论，但他们同时又肯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经济分析法的当代价值，提出要做一个“怀特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使得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和现代性价值体系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提出既要变革与生态相矛盾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使穷人免受生态危机的市场社会主义社会，其前提就是要用“共同体价值观”代替现代性价值体系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尽管由于其理论的后现代性质，无法正确地处理人类文明与自然的关系，但是从价值立场上看，他们属于反对资本主义的非西方中心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本体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学说，这使得他们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他们从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资本的本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并强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消费主义生产方式和文化价值观进一步强化了生态危机，并由此提出通过资本主义制度和价值观的双重变革，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解决生态危机。从价值立场看，他们也属于反对资本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生态文明理论。第二，应当正确看待生态本体论与生态价值观的关系。生态本体论与生态价值观之间虽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但二者毕竟分属于本体论和价值论的不同领域，这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把二者完全混同起来。在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恰恰既存在着对生态文明本体论问题讨论不够，又存在着将生态价值论混同于生态本体论的现象。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经历了从借鉴、认同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思潮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研究生态文明理论的发展过程。在借鉴、认同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生态思潮的研究阶段，认同生态中心论的学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支持人类征服自然、破坏地球生态环境的意识形态，强调“在未来的生态文明中，我们应当树立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认同人类中心论的学者则认为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归宿不仅贬低了人类的权利和价值，而且也不符合生态文明建设是为了保护人类利益的目的，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归宿只能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他们由此运用西方生态中心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研究范式、概念和范畴展开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但是他们主要纠缠于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还是践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争论，都忽视对生态文明理论生态本体论的探索，存在着混淆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的倾向；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21世纪，随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国内学术界开始挖掘、整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并提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主张。但却缺乏对马克思是如何超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的系统考察，创立自己的生态哲学本体论的，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代替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本体论的探索；还有论者认为生态文明理论既不能以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为价值归宿，也不能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价值归宿，认为只要强调了“中心”就有与生态文明相矛盾的二元论的倾向，只能抱着与自然妥协的态度，才能保证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和实现生态文明。且不论人类如何与自然妥协以及妥协的限度问题，这一观点实际上把生态价值论等同于生态本体论，秉承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并不等于必然秉承二元论哲学，这种观点势必会否定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存在的可能性，因为马克思主义秉承的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
可以看出，加强对生态本体论的研究，把握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的区别，特别是正确评价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得失，不仅对于我们建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而且也是深化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重要途径。
二、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的“实然”和“应然”的矛盾
“实然”和“应然”是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中存在的又一对矛盾。如果说“特殊、地方维度”和“普遍、全球维度”是根据生态文明理论的服务对象和价值目的来划分的话，“实然”和“应然”的矛盾则是根据“现实”和“理想”的区分而划分的。从“实然”和“应然”的矛盾入手，我们可以把生态文明理论划分为“作为工具论”和“作为目的论”两种类型的生态文明理论。生态文明理论自产生起就面临“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主要体现为“以生存为导向”还是“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以工具理性为基础”还是“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的矛盾。
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伴随着生态科学等自然科学的兴起和生态危机日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而产生的，美国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在1949年的出版，标志着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的产生。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一书中依据生态整体性规律，要求把伦理关系从人类之间进一步拓展到人类与大地之间，强调人类应当放弃基于个人的经济利益而滥用自然的行为，并热爱、尊重和赞美大地，尊重和高度评价其内在价值，并提出他所主张的“大地伦理”。“大地伦理”的核心目的在于维护大地共同体的整体与和谐。在他看来，“当一个事物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他进一步要求根据上述道德原则，制定法律和道德规范来抑制人们对私利的过分追求，开启了以维护生态整体利益为目的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思潮。在他之后的罗尔斯顿、阿伦·奈斯等人进一步提出了生态中心论为理论基础的“深绿”生态思潮，其核心是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建立其上的科学技术运用和经济发展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主张通过树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否定科学技术运用和主张经济零增长的方式解决生态危机。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浅绿”生态思潮面对“深绿”生态思潮的质疑和批评，提出了基于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保护生态环境责任和义务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强调只要以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为基础，通过技术革新和制定包含奖惩机制的严格的环境政策，就能在避免生态危机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虽然在生态价值观问题上存在着争论和分歧，但他们又有如下的共同点。具体说：第一，由于他们都脱离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因而都否定资本主义现代化和全球化是生态危机的根源，进而要求由所有人共同承担资本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的后果，有违“环境正义”的原则；第二，从生态文明理论的价值取向上说，都是“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生态文明理论，而不是“以生存为导向”的生态文明理论。具体说，“深绿”生态思潮所秉承的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是借助于自然科学的规律直接推导出来的后现代伦理观念，这使得他们把人类文明与自然对立起来，反对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经济增长，主张经济零增长。在他们眼里。所谓“自然”不过是人类实践尚未涉足的“荒野”，所谓生态文明建设不过是保护“荒野”，其本质是西方中产阶级在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之后，保持其中产阶级的生活品质和审美趣味，完全无视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远未得到满足，还要求通过发展求得其生存的愿望；“浅绿”生态思潮虽然肯定科学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的必要性，但他们所追求的经济增长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需要，其结果只能造成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发展结局，完全忽视穷人生存的需要。因此，上述两种生态文明理论都是“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生态文明理论；第三，正因为上述两种生态文明理论都是“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生态文明理论，而且要求所有人承担由资本造成的生态危机的后果，导致了1982年在美国兴起了“环境正义运动”，并迅速向世界传播。“环境正义运动”的核心突破“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仅仅拘泥于生态价值观抽象地谈论生态问题的缺陷，揭示了生态危机与种族、贫困等问题的内在联系，并在其向世界的传播过程中形成了“穷人环保主义”运动和环境思潮。如果说“深绿”和“浅绿”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生态思潮的话，“穷人环保主义”则是发展中国家的“以生存为导向”的生态思潮，他们强调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工业化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城市特权阶层的过度消费以及持续不断战争和军事化，由此批评“深绿”和“浅绿”思潮偏执于抽象的生态价值观争论，不仅没有把握生态问题的本质，而且脱离人类的整体利益抽象地谈论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不仅无法真正解决生态危机，而且会加剧更加的不公平。与“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不同，“穷人环保主义”思潮追求的不是生活质量的问题，而是通过实现平等以及经济和政治资源的重新分配，并使穷人能够谋求生存，由此形成了以实现环境资源的分配正义为核心，以维系穷人生存为目的的新的类型的生态思潮。
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不仅存在着“以生存为导向”还是“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的矛盾，而且还存在着“以工具理性为基础”还是“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的矛盾。理性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体。“工具理性”是理性的技术化和功利化，其运行遵循计算和效率原则；“价值理性”则是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尊重，它保证工具理性运行能够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启蒙运动及其现代性价值体系高扬人的理性，强调以科学为中介控制和运用自然，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是，启蒙运动及其现代性价值体系所宣扬的理性仅仅是脱离价值理性的工具理性，这鲜明地体现在他们对于“科学”的理解上。科学原本是对世界级终本质和规律的把握，但是启蒙理性以及现代性价值体系却把对世界本质和因果关系把握的科学当做应当否定和抛弃无用的形而上学，在他们那里，是否具有“有用性”是判断是否是科学的唯一标准，这实际上一方面把科学降低为技术，另一方面把科学与哲学、科学与价值的有机联系人为地割裂开来，以资本为基础的工业文明下必然导致科学技术的异化使用，从而使科学技术成为控制人和控制自然的工具，也必然造成人自身生存的异化、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只有摆脱以计算和效率为目标的工具理性，以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的价值理性为基础建构生态文明理论，才能真正恢复人类对自然的敬畏，解决生态危机和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从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看，“深绿”生态思潮、有机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要求破除工具理性的支配，要求以价值理性为基础反思人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恢复对自然的敬畏和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只不过“深绿”生态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由于其理论的后现代立场，反对现代技术的运用，进而把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归结为反对科学技术运用和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生存状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要求通过重建人与人的关系来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并保证技术运用建立在对人的非理性欲望有效控制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技术运用与人类和自然共同发展的有机统一；“浅绿”生态思潮则是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生态思潮，这不仅是因为其秉承的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而且还因为它所谓的以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基础本质上不过是资本的利益，并始终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看作支配与被支配、利用与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仅仅把“自然”看作是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工具，这就决定了虽然它也强调要用严格的生态法律制度和法规来规范人类的实践行为，但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生产条件，这决定了它对自然只能充满工具性的计算，不可能恢复对自然的敬畏，更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
“以生存为导向”还是“以追求生活质量为导向”、“以工具理性为基础”还是“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现了生态文明理论中“实然”和“应然”的矛盾，根据这一矛盾我们又可以将生态文明理论划分为作为“工具论”和作为“目的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这也决定了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必须是作为“工具论”和作为“目的论”有机统一的生态文明理论，只不过与不关注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以追求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工具论的“浅绿”生态思潮不同，作为工具论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力图通过实现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同时，与“深绿”生态思潮与有机马克思主义把发展与保护生态共同体的和谐对立起来不同，作为目的论的中国形态生态文明理论追求的是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与实现全球环境治理和保护地球家园之间的有机统一。
三、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
由于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在生态文明理论中的基础地位，决定了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必须建构和提出自己的生态本体论和生态价值论。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的生态本体论只能是既符合生态学科和生态哲学所揭示的生态世界观和生态自然观，又符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需要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本体论，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考察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是如何超越近代西方知识论哲学，创立其独特的生态思维方式和生态哲学的。
近代西方知识论哲学包括经验论哲学和唯理论哲学，其理论主题是认识论问题，虽然在认识来源、认识方法等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他们都把整个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把哲学的任务和功能规定为运用哲学理性，探寻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最终形成了一种主、客二分的知识论哲学。由于其哲学的机械论缺陷，他们始终无法科学地解决物质如何向精神过渡的问题，其哲学必然不断走向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休谟以怀疑论的方式提出“科学是否具有必然性”和“哲学形而上学是否存在”这两个重要问题。休谟之后的康德、费希特、席勒、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人逐步提出了“实践原则”和“历史原则”来解决主体与客体、自然与历史二元对立的难题的思路。但是，一方面他们或者把实践理解为一种理论活动和自我意识的活动，或者把实践理解为人类的日常活动，而不是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现实感性活动；另一方面由于其阶级立场的限制，他们又无法把“历史原则”贯彻到底，最终都无法解决主体与客体、自然与历史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德国古典哲学所提出的“实践原则”和“历史原则”，并把“实践原则”和“历史原则”贯彻到底，从而实现对近代知识论哲学的超越，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使哲学的研究对象、功能和使命与近代哲学相比都发生了巨变。他们一方面批评德国古典哲学对实践理解的偏差，强调人既是受动性的存在物，必然受外部条件的制约，又是一个通过感性活动，按照自己的目的能动地改造对象的能动性存在物和对象性的存在物；另一方面他们始终强调不能脱离实践和人类社会历史，抽象地看待自然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认为人类正是在加工改造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建构起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体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不再像近代哲学那样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是把人类社会历史（包含纳入人类实践中的自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主要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研究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再像近代哲学那样把探寻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和绝对本质为己任，把人类与自然绝对对立起来，把自然看作是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而是通过考察社会历史领域中人和人、人和自然的关系，以探讨如何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为目标和归宿，这就决定了实践唯物主义是认识功能、批判价值功能统一的哲学，又是一种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历史生成论哲学，这种历史生成论坚持社会历史主体与历史客体是同一历史发展过程，这就消除了近代哲学主、客体之间的尖锐对立，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独特的生态思维方式和生态哲学。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其一，与“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在人类和自然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不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始终坚持人类实践基础上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辩证统一的生态自然观，并把解决人与人的生态利益关系看作是解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前提，这就决定了其生态哲学必然包含着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批判的维度；其二，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强调自然具有历史性存在的特点，并把人类社会看作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自然史和人类史具有历史生成性特点，并且强调自然史和人类史具有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特点，这使其生态文明理论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纳入到社会历史中展开探讨；其三，马克思的生态哲学在处理人类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具有现实性、批判性和理想性的辩证统一的特点。所谓现实性，就是指马克思总是立足于现实看待人类、自然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谓批判性，就是指马克思始终立足于批判性的立场，看待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所谓理想性，就是指马克思把消除人类与自然的异化关系，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作为其理论的最终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使用“生命共同体”概念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生态世界观和生态自然观的内涵与特点。在他看来，“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生命共同体”概念要求否定近代机械论哲学把人类与自然机械地对立起来，把自然仅仅看作是满足人类需要的被动存在物，进而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支配与被支配、利用与被利用的工具性关系，强调人类与自然万物处于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共生关系中，它们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树立以“生命共同体”观念为基础的有机论和整体论的生态世界观和生态自然观，在顺应自然规律、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规律才能既实现人类的需要，又保证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共同进化，这使得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生态本体论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能够克服了“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在生态本体论上的片面性，既保证生态文明理论的科学严密性，又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展开。
与生态本体论相对应，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生态价值论也应当是马克思主义所秉承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这是因为：首先，马克思主义明确反对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反对和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这虽然对于反思人类实践行为的后果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关于“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主张上不仅面临着如何从事实判断直接推出价值判断的难题，而且也面临着如何说清楚从权利的属人性问题向权利的自然性问题过渡的难题。马克思明确指出不能脱离人类抽象地谈论权利问题，因为“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离开了人类的存在，自然无所谓价值和权利，这就决定了所谓“自然权利”从本质上只能看作是人类权利的物化和延伸。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强调不能脱离人类的需要和利益谈论生态问题，所谓“生态危机”只能被理解为人类实践以不恰当的方式改造了生态环境引发的后果，离开了人类的利益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谈论生态危机毫无意义，这就决定了实现“生态平衡”只能依赖于人类实践行为的改变。生态中心主义的错误还在于认识不到任何生态学理论的建构都离不开人类的历史和经验，都具有社会历史的特点，生态中心主义脱离人类的需要和利益，仅仅从自然的立场来界定生态危机和生态平衡只会导致自相矛盾和神秘主义的结局；其次，马克思主义进一步阐发了不同于近代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内涵和价值指向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无论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都是以工具理性为指导，都要求通过控制和支配自然来满足资本的利益，必然会造成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生态危机。生态中心主义者批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的“支配自然”的观念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应当说，生态中心主义者的上述批评具有合理性。但是，他们却由此认为以“支配自然”观念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必然会造成生态危机这一结论则存在问题和缺陷。因为只有在这一观念与资本相结合，并在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的指导下才具有必然性，但是把“支配自然”观念理解为以价值理性为指导，服从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规律为前提，使“支配自然”真正与实现人类的利益相一致，就不会导致生态危机。基于以上认识，马克思主义由此阐发了其“控制自然”观念的独特内涵。具体说：其一，“支配自然”观念的主要形式是占有并改变自然，其根本目的既在于维系人类生存的需要，也是推动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其二，“支配自然”虽然要求以人类的利益为基础和出发点，马克思主义却要求应当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不以直接的经济利润和满足资本所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为目的，而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前提，以人的自由和解放为价值归宿，与近代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把“控制自然”规定为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工具的价值取向存在着根本的区别，这就决定了马克思的“支配自然”是以消除自然对人的奴役和为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合理与完全释放为目的；其三，“控制自然”的观念又是与如何看待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密切相关的。“深绿”生态思潮与有机马克思主义把建立在“控制自然”观念基础上的科学技术运用看作是生态危机的根源；”浅绿“生态思潮则把科学技术创新和进步看作是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途径。马克思主义则坚持科学技术本身并无价值属性，强调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取决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性质。因此，马克思主义在充分肯定科学的进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认为科学技术的社会效应不仅取决于人类的认识水平，而且关键取决于社会制度的性质，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异化的必然性；最后，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以价值理性为基础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不仅不会导致生态危机，而且能够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共同发展。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是立足于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使生产的目的真正服务于满足人类的基本生活需要，不仅有利于发展和科技创新与运用，而且也必然会有利于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和共同发展。正如佩珀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既反对人类中心论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工具性的关系，进而滥用自然，又反对生态中心论的“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主张包含对自然的使用价值、道德、精神和审美价值在内的工具价值论，并且强调“支配自然”的本质是认识到“自然只能够通过遵从它的规律来利用。因而，‘支配’并不意味着打破一个异己的意愿，而是通过合作能够驾驭自然”。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既强调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为人类实现自由和解放奠定了物质基础，又强调人类的自由和解放又不是绝对的，必须以承认和尊重自然规律为基础和前提。
四、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内涵与功能
从生态文明理论中“实然”和“应然”的矛盾看，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既应当从民族国家利益出发，具有解决当下民族国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捍卫民族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的功能，作为一种工具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而存在；又应当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具有促进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实现世界共同发展和普遍繁荣的功能，作为一种目的论的生态文明理论而存在，这就决定了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应当具有作为一种工具论和作为目的论辩证统一的功能与特征。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民族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之后，如何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这也意味着实现“生存和发展”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只不过这种“发展”不再是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和污染的不可持续的发展，而应该是以维系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为基础的协调、绿色和共享发展，这就要求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应当具有在维系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基础上，促进民族国家实现发展的工具论功能，并具体展现为如何理解发展、如何实现发展以及发展的归宿三个问题，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具体说：第一，“深绿”生态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义虽然反对那种环境污染为代价的发展，但他们或者从维护既有的生活质量这一目的出发，反对人类即便为了生存而改造自然的实践行为，进而否定发展的必要性和主张经济零增长；或者为了避免生态危机，把发展理解为拒斥现代技术运用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浅绿”生态思潮把发展理解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把发展理解为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和维系人类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发展；第二，“深绿”生态思潮为了实现其经济零增长的目标，认为生态共同体的成员都是平等的关系，人类并不具有比其他存在物更高的特权，进而把生态的利益置于人类的利益之上，要求树立以“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为主要内容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要求人类在此基础上通过个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地方生态自治，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只不过他们所讲的“和谐”本质上是人类屈从于自然的状态，实际上把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对立起来；有机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后现代立场，主张拒斥现代技术运用和发展自给自足的农庄经济，来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浅绿”生态思潮虽然要求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制度来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但是他们依然坚持与资本联系在一起的机械论的哲学世界观和自然观，主张通过使自然资源的市场化、技术创新和运用实现发展，其目的是为了通过实现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来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目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要求在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上，不再为实现交换价值而生产，而是为满足人们的使用价值而生产，通过实现生产正义，使科学技术运用和经济增长有利于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和共同发展；第三，“深绿”生态思潮主张经济零增长，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中产阶级既有的生活质量，而否定穷人为了满足生存需要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行为；“浅绿”生态思潮所追求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满足资本追求利润的目的，而不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其发展必然造成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两极分化的结局；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拒斥现代技术运用的自给自足的农庄经济，虽然能够使穷人免受生态危机的危害，但是却无法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向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要求变革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的资本主义社会，要求建立以生产使用价值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认为如果实现了生产正义和坚持真正的以集体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人类中心主义，经济发展和技术运用不仅不会造成生态危机，而且必然能够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与共同发展。
可以看出，当代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发展的价值归宿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具体体现在：“深绿”生态思潮和有机马克思主义把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绝对对立起来；“浅绿”生态思潮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发展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浅绿”生态思潮所追求的是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可持续发展，实际上他们把生态文明建设归结为维系资本主义再生产条件的环境保护，这种不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为目的的发展不是真发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发展和技术创新为基础和前提，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穷人的基本生活需要。
如何处理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的关系，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发展的目的与价值归宿问题，是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事实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已对上述问题作了科学回答。概括地说，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围绕着“全国党代会报告以及最高权威性文件、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论述和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或生态文明理论”三个层面建构起来的，并具体从以下三个维度科学回答了上述问题：第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科学的回答。习近平强调，离开发展谈论生态文明建设无异于缘木求鱼的幻想，特别是在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发展对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对美好生活追求至关重要。他进一步用“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两座山形象地说明二者的关系。所谓“绿水青山”就是指良好的生态环境，所谓“金山银山”就是指经济发展，二者虽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不仅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既体现在经济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基础和前提，也体现在这里所讲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数量型和不协调的发展，而是一种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第二，科学地回答了如何实现发展，使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辅相成。习近平反对那种依靠劳动要素投入和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明确提出了“生态生产力发展观”，强调应当践行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规律的生态文明发展方式和发展道路。所谓“生态生产力发展观”，就是一方面强调要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生态文明理念，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基础上追求和实现绿色发展；另一方面要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使生态资源物化为一种现实的生产力，同时又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第三，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来规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归宿。所谓“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就是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要求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是否有获得感作为评价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得失的评价标准，从而展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归宿问题上的区别与理论特质。
由于我国当前并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在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的同时，也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只不过这里所讲的“发展”不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而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绿色和协调发展，作为工具论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作用和功能主要在于；第一，由于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在由资本所支配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展开的，这就决定了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与环境权是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必须具备的功能。根据联合国颁布的《发展权利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等文件的规定，发展权和环境权主要是指民族国家具有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以及有自主利用本国自然资源的权利，同时又具有不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输出环境污染的义务，并且强调发展权与环境权是民族国家之间必须彼此尊重的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与环境权在当前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且还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这主要体现在资本不仅利用其支配的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分工，剥削和掠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权；而且还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与发展道路横加指责，甚至把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以上现实决定了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必须把捍卫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与环境权置于重要的地位；第二，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应当避免“深绿”和“浅绿”等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无法真正落实于现实而流于空谈的缺陷，应当外化为生态文化、生态价值观和生态法律法规，作为一种发展观真正落实到发展实践中，规范人类的实践行为，实现民族国家生态治理和经济社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第三，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生态本体论、生态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所秉承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其鲜明特点一方面在于把人与人的生态利益矛盾的解决看作是解决人类与自然关系和生态危机的前提；另一方面肯定人类在尊重自然规律、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和改造自然，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合理性。这客观上要求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应当包含“环境正义”的价值追求，把追求绿色发展的目的定位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并作为一种发展观具备指导生态治理和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工具论”的职能。
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应当具备以民族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工具论的职能的话，必须避免“深绿”和“浅绿”生态思潮拘泥于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还应当具有维护人类整体利益和地球生态共同体利益的目的论的职能，应当具有作为工具论和目的论辩证统一的功能。事实上，当代西方生态思潮和生态文明理论都力图解决“实然”和“应然”、“工具论”和“目的论”功能之间的关系，由于价值立场的局限和无法把哲学研究范式和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有机结合起来，使得他们都无法辩证地解决上述矛盾，或者仅仅拘泥于“应然”和“目的论”的维度，抽象地谈论维护生态共同体的和谐，或者仅仅拘泥于“实然”和“工具论”的维度，无法上升到“应然”和“目的论”的高度。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的生态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坚持生态哲学世界观和生态自然观，强调自然史与人类史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为人类与自然是伴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形成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还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性质取决于人与人关系的性质，要解决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必须以合理解决和协调人与人的关系为前提。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上述观点不仅把生态危机看作是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而且也看作是人与人关系和人类生存方式的异化，并提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建立能够合理协调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避免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裂缝，进而实现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和解和共同发展，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立足于人类生存的危机看待和考察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危机，这本质上秉承的是一种哲学研究范式。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还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如何造成本国的生态问题，并通过考察资本全球化运动的内在逻辑，揭示了资本的全球化运动必然造成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发展趋势。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一方面主张运用哲学研究范式从人类的哲学世界观和生存方式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强调树立生态哲学世界观和共同体价值观对于解决生态危机的重要性，并体现为其生态文明理论的目的论维度；另一方面主张用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联系资本运行的逻辑探讨生态危机产生的现实根源，主张当代生态治理必须遵循“环境正义”原则，根据不同民族国家造成生态危机的责任承担全球环境治理的义务，从而解决当代全球生态危机，体现了其生态文明理论的工具论维度。正因为如此，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一方面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家园，这就要求民族国家应当树立遵从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的指引下，共同承担起呵护地球这个唯一的人类家园的责任；另一方面又强调当代全球环境治理必须根据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责任和现实发展程度，承担全球环境治理有差别的责任和义务，实现“环境正义”，并最终把民族国家追求发展、全球环境治理和实现全球共同发展与繁荣有机结合起来。以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为基础，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建构作为工具论和目的论内在统一的中国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是摆在我们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作者简介：王雨辰，哲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文章来源：《武大学报》（2020年第6期）；《高校文科学报学术文摘》（2021年第1期）